王民三和他的大饥荒亲历日记

来源：知乎-周晓农

作者：周晓农[农业经济专家]

原题：《饥荒记录者离世》

寻觅恰当之词，以倾诉我对他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实非易事。我们的友谊跨越了二十余载，而他，更是一位矢志不渝的忧国忧民者。遗憾的是，近日得知，他不幸患上绝症，不久前已离世。按他的职务等级，理应在省报上有所报道，然而，至今未见任何消息，令人疑惑。我不敢贸然拨通他的电话。经过多方询问，得知他生前有所交代，丧事不宜大肆宣扬，尽管如此，他的离世已是确凿无疑。

王民三，1925年诞生于斯。自1938年起，他投身河南，积极参与抗日征粮的伟大事业。此后，他南下江西，继而西行至贵州，沿途亦未曾间断为部队征集粮食。1956年之后，他担任了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直至厅长之职。从贵州省粮食局的局长岗位上卸任后，他转任省人大，担任常委以及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直至1994年退休。即便退休之后，他依然心系粮食及其他诸多问题，不断进行调研与深思。

他的日记被誉为“中国粮政第一日记”。

王民三养成了一项持续多年的习惯，那就是将工作中的种种情况与所见所闻，悉数记录于日记之中。三年困难时期这部日记，记录了一位省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时首要大事——粮食问题的深入观察。2010年3月，他将日记中相关部分整理成书，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日记》（摘录），内容自1959年1月1日起，直至1961年12月25日，一经问世，便迅速引起了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期次条见《贵州大饥荒记录》]

他的日记可见。1958年大跃进，贵州高估产重征粮。某些地区刚完成秋收，却已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原定目标是征购36亿斤粮食，但截至年底，实际完成量仅为25亿斤，其中更有5亿斤属于虚报。此外，征粮进度亦已中断。1959年伊始，正值县委书记会议召开之际，与会者普遍忧虑的是可能引发的更为严重的粮荒现象。在会议中，对于1957年本省兴义地区因粮食短缺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上半省级政府对中央要求在贵州调拨2亿斤粮食的指令，起初持抵制态度，并对粮食厅向粮食部汇报情况的不力表示了批评。随后，面对不断增大的压力，最终不得不妥协，转而推动反瞒产措施，并组织粮食向上级调运。步入下半年，国家粮食供应持续紧张。1959年12月19日，王民三在其日记中记载：中央紧急召集电话会议，一位领导在会议中严肃地指出：“省内发生人员伤亡系一省之责，而北京之死则关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此，我们需从全局出发，紧急指令贵州省调拨粮食一亿斤。

一方面自顾不暇，另一方面还需提升粮食供应，贵州地区的大饥荒因而悄然降临。

王民三在1959年，全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对农村粮食短缺的严峻形势有着深刻的体会。当时，贵州省的领导人面对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持续减少的现象，曾断言1958年贵州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80亿斤，不能再继续下降了。王民三在日记中感慨道：“若能维持在120亿斤，已足以让我心存感激。然而，对于这样的高估产量，无论左算右算，我都难以找到粮食的实际去向。”

彼时，盛行着共产主义的浪潮，粮食需集中起来以筹建食堂。而粮食不足，就食用代粮。代用粮食包括蕨根、红籽、青冈子以及各种可供食用的树叶等。1961年2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全省食堂所收集的代用粮食总量达到了10亿斤。在另一篇日记中，他也有所提及。用以果腹的食物，包括谷糠、菜籽饼以及以瓜菜代之等。

王民三定下规矩。下乡吃饭，了解情况。他在日记中记下，在食堂。高粱老壳碾碎后难吃。尽管额外添了一块红薯，农民们仍旧敲击饭碗，显露出不满之情。老支书见状，不禁心生不忍，便设法为他寻来几颗核桃以慰藉其心。

他的日记详尽记录了从中央至地方在粮食问题上所涌现的诸多考量与纷争，囊括了从最高层领导至省、地、县各级官员对粮食问题的见解与立场，以及他本人所发表的或赞同、或反对、或质疑的独到点评。留下了对上述罔顾事实决策的坚决抗争，留下了对“民以食为天”这一沉重命题的深思熟虑，亦留下了他在粮食决策问题上“为民请命”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与挑战。

面对着肆虐的浮肿、接踵而至的死亡、人间的惨剧，以及遍野的饥荒，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令人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不断涌现，他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忧虑，于是在日记中屡次用上“危急！危急！”这样的紧迫语调。在城市中，因粮食短缺，居民口粮分配极为有限，以致不时出现因饥饿而引发的抢夺粮食、争夺食物的事件。他坚决主张削减对贵州的粮食调拨，频繁穿梭于省内各地，一方面竭力救助，调整粮食供应，传递有关可替代粮食和蔬菜的信息，但同时又深感力不从心，方法有限，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常因目睹死者惨状而泪流，夜不能成眠。

笔下现贵州领导众多，名声显赫。都知道情况严重。却又各有表现。面对压力无法承受，或是为了迎合上级而向下施加压力以索要粮食的人，有那些坚守初衷，致力于爱护和保护民众的，还有那些将因贫困而饿死的孤儿聚集起来，予以收养的行为。官员们大批量地因饥饿与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现象。省府甚至将出现浮肿的厅局长级领导临时集结，安排他们入院治疗。王民三的家中共有六口人，其中四人出现了浮肿的症状。在厅内，浮肿患者已超过五十人。王民三本人也因中度浮肿而入院治疗。重任在肩，迅速投入工作。

我国著名饥荒研究专家帅好，曾数次拜访王民三，在其著作中，将王民三这一时期的日记誉为“中国第一粮政日记”，此评价颇为恰当。作为一位肩负粮政重任的官员，他亲力亲为，亲身见证，将那满心焦虑的心路历程，以日记的形式一一记录，时至今日，尚无人能出其右。他在前言中提到：他整理这些日记，旨在履行一位前辈对历史的责任，同时亦是对那个时期贵州省百万农民因饥饿离世所表达的深切哀悼。日记整理出来后，数十位见证那个时代的资深同志受邀进行审阅，一致认可了这份史料的正面价值。他的记载，具备了还原当时场景的特质，相较于寻常史料，更显罕见且价值连城。我推测，无论中外学者的研究领域如何，一旦得知这部承载着刻骨铭心记忆的“第一粮政日记”，必定会将之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从种种困惑到为包产到户的出现而欣喜

王民三在日记中，始终在探究这场大饥荒的原因，究竟哪里？

彼时，赵紫阳正就广东地区粮食瞒产私分一事展开调查，其指出瞒产私分现象已占产量之半，随即向中央提交了详尽报告。王民三于19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一经目睹中央批转的该份报告，便心生感慨。“将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依赖于反瞒产私分的手段，并不完全适宜于各地实际情况。”他不认同广东模式。凭借他对贵州农村的亲身经历与深入了解，哪里还能有藏匿私分的粮食呢？他于日记中提出质疑：“难道揭露隐瞒产量和私分行为，就能证实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吗？”

我国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亦在王民三的私人日记中有所记录。他在1959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中央紧急发布电报，要求各省务必严格执行粮食上调任务，确保任务顺利完成。此举不仅向省委下达指令，亦向省厅发布，实属罕见。1959年4月30日的日记记载：“国家交通、铁道、粮食等部门共同召开了电话会议，铁道部长在会上表示，将全力服从粮食运输的需求，竭尽全力确保上调和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在1959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又记录了中央紧急召开电话会议调拨粮食的情况，并在日记下方附注说明，中央政府保障的城市粮食库存能够维持的天数，北京和天津为4天，上海为2天，辽宁为6天。1960年5月9日的日记再次提到，中央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为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拨粮食，否则将面临粮食脱销的严重风险。

粮荒现象乃至导致饿殍遍地的悲剧，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最终演变成震惊全国的大事。日记中写道：高处也有人开始反思，议论着哪些地方夸大其实，哪些地方生活便显得愈发艰难。亦对先前提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在1961年1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毛主席曾言，中央政府惯于“一吹二压三许愿”，由此使得基层工作愈发棘手。这项强制性的高征购措施显然是高层强推的。1961年6月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审视胡耀邦的调查报告，其中他如此阐述：“我国农村政策的原则是，何种物资短缺，便统一调配；一旦物资集中调配，其短缺状况便得以缓解。”他以在贵州亲历的实例进行点评道：“惠水县在养兔业上未施行统一收购与销售政策，因此其发展势头迅猛，这一现象充分印证了这一真理。”

在其日记的零散篇章中，仅偶尔提及1959年夏季，贵州地区遭遇严重旱情，幸而后续降雨降临，旱象得以缓解。频繁被提及的，往往是人为的灾难，诸如过度征粮，甚至将农村储备的种子亦尽数征用。在生产领域，更是胡乱指挥，随意干预。1959年7月7日的日记记录道：关于推广密植的实践，浪费现象显著。在大方县的一个公社管理区，小麦播种量达到了2.9万斤，然而最终收获量却仅为4万斤，他如是说。这种密集种植方式，一粒种子播撒于地，另一粒便收归仓中，实乃劳民伤财之举，实属得不偿失。

通过他的日记，我们得以窥见大跃进时期夸大其词的“大丰收”景象。在1959年9月28日的日记中，他记录道：省委重新核定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最初公布为180亿斤，经重新核实，最终修正为151亿斤。他注曰：史书记载落实数80亿斤。），再度面临征粮的压力，这所谓的“大丰收”已逾越了农村所能承受的界限。1960年10月9日，日记记载。以一县为例，其产量仅为4100万斤，然而分配下来的征购指标却高达4400万斤。），农民被迫踏入那根本无法保障食物供应的大食堂就餐，不得擅自设厨开火，更被迫参与那无法炼制出合格钢铁的大炼钢铁运动，而任由农作物在田野间腐烂，这正是这场灾难的根源所在。

1959年至1960年，堪称最为艰难的岁月。自1961年起，局势逐渐好转。二月，报纸上报道国家开始进口粮食的消息；三月，贵州省得到了国家从其他省份调拨的数千万斤粮食以应急；随后，贵州上调粮食的任务也相应减少。依据中央的新精神，政策上出现了松动，生产小队得以实施包产与超产奖励制度，食堂不再强制推行，农民可拥有少量自留地，并允许开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在主要农产品之外，集市贸易得以放宽，农民可以自由出售或购买所需产品。在一些先前饱受饥荒困扰、甚至出现大量死亡的地方，农民们得以自救，死亡率显著下降，甚至浮肿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这本日记簿的附录中，收录了他1962年的所记。通过阅读附录中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自那些改革措施实施以来，1962年，贵州农村的包产到户运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都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小贩贩运粮食的现象，黑市大米的售价也从3元跌至0.8元。王民三在日记中提及，他前往黔南州停留了14天，在所访问的农村基层，包产到户的普及率可能已高达80%。询问过的农民普遍表示对包产到户持赞赏态度。日记中还记录了众多农民家庭开始享用白米饭的情景。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也得到了恢复和增加。到了年中，省里派出的26个工作组提交了汇报，死亡案例已显著减少，上半年全省的死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1000人。而1959年12月，遵义辖区内的13个县市中，单月死亡人数超过千人的县竟多达6个。尽管当时政策禁止实施包产到户，王民三在日记中写道，包产到户能够确保温饱，增产粮食即是真理，这又与马克思主义有何冲突？进入八月中旬，北京传来强硬指令，要求彻底纠正包产到户。他一方面因整体局势的改善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对于包产到户的未来深感忧虑。

在他的日记里，充斥着对上级的不敬之词。在文革时期，他亦曾遭受批斗的厄运。若日记被搜出，无疑将招致牢狱之灾。然而，究竟是他运用何种手段，才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保留至今，这仍是个谜。

然而，形势颇为复杂。尽管历史曾留下深刻的教训，在改革开放前夕，贵州再次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征粮调粮之争。1977年，尽管贵州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丰收，却因高估产与过高的征购任务，导致供需失衡。王民三致信于贵州地区的时任领导者，指出当地农民的口粮水平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强调不应再加重他们的负担。他建议减少粮食征收量，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多次严厉的指责。

次年初，王民三在京主持粮食会议期间，向粮食部部长汇报称，贵州省部分县域已出现粮食短缺、炊事中断的情况，恳请予以退库一亿斤粮食。触怒了省级高层领导，接连遭受严厉批评，被迫撰写检讨书，甚至一度面临被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危机。直至北京方面亦接受了王民三的见解，此事方告一段落。

或许正因曾遭受惨痛的教训，赵紫阳这位同样深有体会的亲历者，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与安徽的领导者万里并肩前行，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凭借显著的政绩，赵紫阳在民间赢得了“若求粮，当寻紫阳；若求米，当寻万里”的崇高声誉。

王民三素来勤于思考与记录，自少年行军起，直至晚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撰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与文章，尽管其中不少内容已汇编成集，然而至今尚未有公开正式的出版物问世。主要摘录日记《离办日》文章集纳《民以食为天》等，他主编了《》。民工潮《农村劳务输出与劳力转移问题研究》等系列资料集。在2010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中，部分摘录了他于三年困难时期前两年的日记内容。

关心改革，我们成了忘年交。

这些内容与我和他的关系建立并无直接联系。回溯到1986年，他曾在报纸上提出关于输出农民工的观点，我作为媒体从业者，对他的观点产生兴趣并主动请教，这才有了我们的相识。在那个时期，这一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他解释说，自己是从研究粮食问题入手，进而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空手出门，满载而归”，这不仅缓解了贫困地区土地贫瘠带来的粮食压力，更是件值得提倡的事情。

自那之后，他时常邀请我一同前往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会将所得成果及个人见解整理成文，寄送给省领导及昔日良朋，既是对思想的交流，也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一是依照保护价原则，全面收购农民的剩余粮食；二是粮食收储企业须按市场定价进行粮食的销售；三是确保粮食收购资金的封闭式循环使用。此政策的设立初衷，旨在维护粮食市场的稳定，并逐步减少对粮食收储企业的财政补贴。在理论层面，这一政策的设计显得颇为合理。

“及至今日，对于粮食领域的管控，若沿用甚至强化于统购统销更为严苛的垄断策略，显然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最终，这项改革由于在实际操作中遭遇了诸多棘手的难题，进展显得异常艰难。随后，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才促成了显著的进步。

“在我看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反腐斗争既可行又必要，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监督机构。”此刻，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了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刘方仁所涉问题。

1993年，刘方仁自江西调入贵州，开始主政该地。不久，他与一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进而卷入了一起经济纠纷。因个人问题所累，在面对反腐议题时，刘的发言往往避实就虚，或是采取压制手段。自1994年3月3日始，王民三便在日记中开始对刘的言论提出疑问。到了1997年2月23日，他特意将有关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受贿而被判刑的新闻报道裁剪下来，一并寄给了刘方仁。他在日记中留言道：“看他将作何感想。”

2000年10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媒体报道称，刘方仁涉嫌拥有不正常的高额收入，其参与撰写的各类报告和发言频繁见诸报端，并从中获取稿酬，这一行为是否合规，引发了公众的疑问。199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众多民众及媒体普遍认为刘某贪婪无度，涉嫌与私营商人串通违法，难道高层对此毫无所知？2002年10月，刘某因事败露，遭到“双规”处理，随后被正式逮捕并依法审判。

于日记篇章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政治经济趋势的密切关注，对政策演变的敏锐洞察。他力主推动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产权改革的成效寄予厚望。他热衷于阅读书籍与报纸，与省内外诸多资深领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林若则更是频繁书信往来，交流彼此政见。此外，他亦不时走访地摊、澡堂，与民工们交谈，借此了解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

他素来如此，心怀忧国忧民之情，亦深谙实情与真情之重。他坚信，唯有贴近真相，方能言之有理。一经确定，便直言不讳。即便是在退休之后，亦是如此。那一年，省府宣布粮食将迎来丰年，他遂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言及：据他所知，粮食产量并不如实，因此不宜宣称大丰收。于是，他将“大”字从“果”中删去。第二年，他又提交报告。收了油菜籽，为何没油？提出收购问题，引发关注。

再也见不到他高大的背影。

2013年5月左右，我曾两次接到他的来电，询问我何时有空。我意识到，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通常意味着他有新的想法或者打算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那时，我的母亲刚刚住院，病情危急，我不得不频繁往返医院。于是我将情况告知了他，告诉他每天都需要去照顾母亲。他简短地询问了几句，便说：“那你先忙吧。”我不禁猜想，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病情严重，想要和我谈谈心。如果真是这样，我真是遗憾未能亲自去探望他。奇怪的是，尽管我们交往已久，我们很少谈论彼此的健康和家庭状况，交流的内容几乎总是围绕着改革进程和观点。

他近年听力逐渐衰退，时常需要借助助听器，然而效果并不理想。记得有一次，他莅临我的办公室，我不得不提高音量与他交谈。恰好隔壁的同事路过，听到我们的对话，便在经过门口时打趣道：“看来有贵宾到访。”我回应道：“是一位来自省里的资深领导。”他听后感慨道：“真是一位心忧国事、情系民生的贤达之士啊。”

他来访时，有时有车辆前来接送，有时则是我亲自驾车送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坚持要自己多走动，便不再接受乘车。幸运的是，他的住所并不遥远，我偶尔会送他至家门口，或是陪他一段路。最终，他坚决拒绝了我的好意，坚持步行，声称自己可以慢慢走。鉴于基本无需穿越马路，我便不再坚持。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即便已至高龄，其身高仍与我1.78米的身躯相仿。我猜测，在他年轻之时，身高或许达到了1.8米。此刻，看着他渐行渐远，消失在人群中，我不禁心生感慨，再也无法目睹他那伟岸的背影。

鲁迅在《中国人是否失去自信力》一文中提到：自古以来，我国便涌现出无数埋头苦干、拼搏奋进的勇士，他们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这便是支撑着我们民族的脊梁。我想，这位远行的长者，亦应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