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平津战役期间毛主席与林彪的分歧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与林彪皆以精通兵法、擅长谋略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平津战役中，两人却出现了两次鲜为人知的策略分歧。战役筹备期间，毛泽东力主进攻太原，而林彪则提出“暂缓太原之战，以稳固傅作义的军心”；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倾向于“先攻塘沽，再战天津”，林彪则依据战局实际，主张“先取天津，后攻塘沽”。在这两次意见不合中，毛泽东均能从战略全局出发，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最终，平津战役的辉煌胜利充分证明，胜利的果实不仅源于战士们的英勇斗争，更离不开军中各级的沟通协作，将帅之间的默契配合，以及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落幕，解放华北的战略任务随即成为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关注的焦点。解放华北的核心目标在于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华北的两支战略力量——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进而实现北平、天津、太原等关键城市的解放。

平津战役。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军进行约一个月的休整，并于12月上旬或中旬出动，对平津地区发起攻击。

正当华北军区部队加快步伐行动，东北野战军着手休整之际，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得知国民党方面萌生放弃平津的念头，随即果断调整既定的作战部署，将原定先攻阎锡山、后击傅作义的顺序颠倒，优先集中力量围歼傅作义集团，以夺取平津，进而解决太原、归绥之敌。这一战略调整在短短数日内便迅速完成。其核心原因在于南线淮海战役的激战正酣，蒋介石与傅作义集团就撤退还是坚守的问题展开紧急磋商。面对阎锡山集团已被围困、无法逃脱的严峻局势，我军当务之急是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并消灭于平津地区。

为确保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的稳定，中央军委决定暂停对归绥的攻击，命令杨、李兵团停止对归绥的攻势。11月9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要求其与聂荣臻商讨后，下令杨成武部暂停对归绥的进攻，并指示部队在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进行休整，待东北我军南下进攻平津时再行进攻归绥。然而，对太原阎锡山的攻势仍按计划进行。在信中，毛泽东还要求杨、罗、耿兵团主力在保定、石家庄地区进行整补，并自16日起向西开赴太原参战。同日24时，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发送给杨成武、李井泉等人，指出在傅作义尚未作出坚守平津或西撤绥远、包头最终决策之际，若我军进攻归绥，可能会促使傅作义将他的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前西撤。中央军委决定暂停杨、李兵团对归绥的攻击计划，除保留一部兵力监视归绥之敌并与其他监视包头的部队建立联系外，主力部队将移驻归绥、集宁之间休整，以准备围歼可能从平津向绥远撤退的傅作义部。待东北野战军进攻平津或杨、罗兵团完成太原任务后返回平张线时，再行进攻归绥。

（一）徐州之敌已有两个军举义，多个师遭重创，刘汝明部亦动摇不定。面对我陈、刘联军的大力进攻，该地敌人迅速被歼或瓦解的可能性极大。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必然更加急切地试图将傅作义及其麾下中央军调往南方以加强防御，并力求避免在平津地区遭受全歼。与此同时，傅作义为确保自身安全，或许会图谋西逃回绥远，从而使得我东北军入关作战成为徒劳，无法有效发挥歼敌功效。

（二）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仅认为军委指令杨成武部队暂缓进攻归绥的策略颇为高明，更建议徐周、杨罗两部在未正式发起太原总攻之际，亦可暂缓对太原的攻势。应集中兵力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同时保留部分兵力监视太原），根据敌军数量和可能达成包围效果的情况，选择其中一地进行包围。目的是切断敌军与北平的联系，对被包围之敌实施围而不攻的策略，以此拖住敌人。如此一来，傅作义及其所辖中央军既无法放手南下，亦无法撤退至绥远，更无法集中兵力守卫天津（这一点亦需考虑，其可能牵制我军行动，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海上安全撤离），或守卫平津。若我军不主动攻城，敌军若前来增援，正是我军歼敌的好时机。待东北部队南下后，再与东北部队合力发起攻势，一举歼灭所有敌人。

东北林彪

(三) 太原已被困为孤城，鉴于我军已成功歼灭傅作义及其率领的中央军，太原之敌已处于我军掌控之中，届时可轻松将其拿下。因此，太原的敌人既可一举歼灭，亦可选留待平津之战后，作为当时无战事可打时的战略目标。

此电报不仅建议放弃对太原的进攻，更提出对被围之敌实施“围而不攻”的策略，旨在有效拖延敌军。这一策略对毛泽东后来在平津战役中采纳“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考虑到太原若过早被攻克，可能导致傅作义产生孤立感，从而自动放弃平、津、张、唐，选择向南或向西撤退，这将增加我军在后续作战中歼灭敌人的难度。请你们评估以下方针的可行性：‘再持续战斗一两个星期，攻占外围要点，确保对机场的控制，随后即停止攻击，转而实施政治攻势。部队应坚守现有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军入关进攻平津之际，再行攻取太原’。”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等人所提出的包围张家口、保定的策略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方案难以实施。他指出，华北第二、第三兵团联合部署，虽能遏制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却无法阻止阎锡山、傅作义两派势力向海路撤退。毛泽东强调，“仅靠包围张家口，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原因在于，“敌方拥有三十五个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若他们坚决选择海上撤退，只需集结十几个师，便足以将张家口之敌接应出城，并逐步通过津、沽港海运撤离。”此外，“保定守军仅由两个保安队组成的师把守，其得失对大局影响不大，且近期已有撤退迹象”。

一是防止阎敌出城肆意侵扰；二是避免部队士气低落；三是鉴于我军尚未抵达张家口，而那里的敌军恐怕会因惧怕被歼而先行逃窜。撤退对归绥的包围，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仅能在心理上缓解傅作义迅速逃走的决心。若傅作义意图放弃平津，即便华北军区部队尽力阻拦，恐怕也难以阻止其逃跑，这正是毛泽东最为忧虑之处。因此，他进一步思考，提议林彪等人权衡东北主力是应早日入关，还是应在东北完成休整后再入关，他认为，“我们曾考虑，若你们的主力及早入关，围困津沽、唐山，并在这种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则敌人将无法从海上逃脱。”

林彪及其同仁提出暂停进攻太原的提议，进而促使毛泽东作出东北野战军须尽快入关的战略决策，这一变故恐怕出乎林彪的意料之外。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此提议与东北野战军随后提前入关的行动，对确保平津战役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均不容小觑。

在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紧密协作下，华北军区部队成功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闭了傅作义的南逃通道。就这样，傅作义这只原本如惊弓之鸟的势力，被彻底困于牢笼之中。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因而得以圆满实现。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即进攻阶段，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采取了先分割敌势再各个击破的策略，即分兵北击新保安，南战塘沽，最终围攻北平。12月21日，华北杨、罗、耿三位指挥官率领的六个纵队共六万大军对新保安发起了猛攻。翌日，成功全歼了傅作义的精锐部队第三十五军，从而解放了新保安，并进而解放了张家口。北线战报连连传捷，而南线却一直静悄悄的。南线之所以无战事，是因为毛泽东与林彪在先攻塘沽还是塘沽还是天津的问题上，意见再次出现了分歧。

依据毛泽东的既定策略，西线的新保安与东线的塘沽，构成了天津战役棋局中的两个战略要地。塘沽，地处渤海湾畔，与天津相距约45公里，不仅是华北地区的主要港口，更是平津国军通往海洋的唯一出口。毛泽东曾对林彪言道：“一旦塘沽（重中之重）、新保安两地得手，战局全局便将焕然一新。”一旦攻占这两地，傅作义的海陆交通都将被封锁，使其无处可逃。新保安的攻克，使得塘沽的作战计划随即提上日程。早在12月8日，毛泽东便向林彪明确了东野入关后的战略三步曲：切断天津，包围唐山，以及歼灭芦台、塘沽的敌人。如今前两个目标已实现，塘沽的战斗便蓄势待发。随后，毛泽东多次指示对芦台、塘沽发起攻击。毛泽东坚信：“若能以主力击溃芦台、塘沽之敌，并掌握海口于我方，则战局胜算可期。”

“塘沽攻击的时机，需依据我军是否能够从大沽或塘沽周边进行炮击并彻底封锁塘沽港来决定。若无法实现完全封锁，敌方仍存在从海上逃脱的可能（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军已有一批军舰停泊于塘沽附近），那么我军应不顾疲劳，力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塘沽之敌。若塘沽港能够被炮火彻底封锁，敌方无法逃脱，则可以不急于进攻，大致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完成对塘沽的夺取。”

在东北野战军紧锣密鼓筹备对塘沽发动攻势之际，局势突生变故。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紧急向林、罗、刘三位首长汇报，指出平津之敌已显现出突围的迹象。塘沽前线部队亦反馈，该地北临渤海，三面环河，盐田遍布，地形错综复杂，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与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既难以从侧后封锁敌军退路，又不易在正面大规模部署兵力，从而无法对敌军形成四面包围态势。塘沽难以迅速攻克，加之守敌侯镜如的指挥所设于军舰之上，随时可能逃离战场。

“平津敌军突围的迹象日益明显，塘沽、大沽两地目前受水势阻隔严重，兵力难以有效施展，因此计划推迟对两沽的攻势。”在同日的部队命令中，他指示各部队在暂缓对塘沽、大沽的攻击的同时，做好打击从平津地区突围敌军的准备，“若敌军未突围，则原地待命准备攻击；若敌军突围，则优先打击突围之敌。”

“（一）鉴于平津之敌突围迹象明显，目前对两沽的攻击存在困难，应推迟攻击时间，并考虑将接近两沽的我军后撤，敌人若见我军不主动进攻，或许不会轻易逃跑。待数日后海边封冻，再评估是否继续攻击。敌军仅有五个师，即便从海上逃走，也无关大局。（二）对于平津之敌，必须严防其突围逃跑。四纵到达后，需评估兵力是否充足，若不足，则应考虑调遣杨成武部乃至杨得志部参与平津作战。同时，应考虑平津之敌可能同时突围，我军应在敌突围之际同时歼灭两敌，整个部署需全面考虑。（三）若平津之敌确实有突围迹象，应立即放弃对两沽的攻击计划，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平津之间，仅以一部兵力隔断津塘、津太沽的联系，改变目前不分兵力的态势（这是基于平津之敌不会突围的假设而制定的部署）。”“平津之敌可能利用我军兵力分散的时机，在数日内突围。请迅速制定应对敌人突围的整体计划，并电告。”此次部署的核心是将攻击重点从两沽转向平津突围之敌，将防范敌军海上逃跑转变为防范其陆上南逃。然而，此时尚未确定先攻取天津的决策。

着眼于毛泽东对直指平津突围敌军的战略部署，林彪与刘亚楼（当时罗荣桓已前往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即着手调整兵力，以转而围攻天津。同时，他们亦保留部分部队对塘沽之敌进行监视。若平津敌军未选择突围，则计划待海口冰封之际，对塘沽发动攻击。当时的战役计划，依旧以攻打塘沽为主。

26日，林彪派遣刘亚楼前往塘沽地区，与前线指挥官共同对周边地形进行了深入勘察。调查结束后，刘亚楼向林彪做了详细汇报：“塘沽地形，北宁路和海河之间便于接近，但一旦突破前沿，便遭遇孤立的地物和建筑，虽然它们的坚固程度有限，但连续扩张的难度却较大。”其余方向则是一片广阔的盐田，并无任何村庄，通行极为困难，炮火也无法封锁入海口。刘亚楼预测，“攻占塘沽较为稳妥，但要全歼两沽的敌人则极为不易，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仅能消灭部分敌军，而大部分敌人会逃窜，如此一来，得失并不划算。”

“放弃攻击塘沽、大沽的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这一决策完全正确。”

鉴于东北野战军在进攻天津之际，北平与塘沽的敌人可能协同行动，林彪提出，华北的杨罗耿和杨李李两个兵团不宜立即西进解放绥远，而应全部东移，参与平津战役。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战略部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林彪立即下达命令，明确两兵团的行动方向。华北两兵团由西进转向东进，此举客观上使得绥远部分国民党军队得以暂时保全，为日后“绥远方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自1949年元旦迈入新的一年，东北野战军即着手清理天津周边的战斗任务。1月12日，面对傅作义依然执意不肯接受和平改编的局面，毛泽东作出指示，对林、罗、刘三人强调：“你们应于14日发起对天津的攻击。”遵循毛泽东的号令，东北野战军在14日展开了天津战役，采取“东西夹击，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再围歼，先挑软柿子再啃硬骨头”的战术。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成功全歼天津守敌。天津宣告解放之后，塘沽的敌军意识到大势已去，于17日乘船向南逃窜。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随后追击，歼灭其残余部队3000余人，塘沽亦告解放。

天津的解放使得北平的敌军25万余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傅作义依靠雄厚兵力继续顽抗的幻想。这迫使他在后续的谈判中转向更为务实的态度，从而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