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接管皖中残部，蔡辉七条密令改写抗战经济史，第7师如何暴富

01

1941年5月1日深夜，安徽无为县白茆洲。

长江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夜的寂静。一座废弃的地主庄园里，煤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芒，照在几十张疲惫不堪的脸上。

这些人衣衫褴褛，有的扛着破旧的汉阳造，有的背着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更多的人手里只有大刀和红缨枪。他们有的是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突围出来的战士，有的是当地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些是刚刚参军的农民子弟。

屋子正中央，一个瘦削的中年人站在简陋的木桌前，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新四军第7师政委的曾希圣。由于师长张鼎丞还在延安学习，第7师的军政大权实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同志们，”曾希圣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异常坚定，“我知道大家都很困难。我们现在只有1100多人，枪支不到800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10发。根据地的面积不足500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20万。”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但是，皖中这块地方，我们必须守住！这里是敌人的心脏，是日军从南京到武汉的必经之地，是长江中下游的咽喉。丢了这里，整个华中的抗战格局都会被打破。”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满身泥水的通讯员跑了进来：“报告政委，日军第116师团一个大队，正在向我们开来，还有两个伪军团配合，总兵力超过3000人！”

屋内顿时一片寂静。3000对1100，这几乎是三倍的兵力差距，更何况对方装备精良，而己方连子弹都不够。

曾希圣的眉头紧锁，他走到墙边那张简陋的地图前，手指在上面缓缓移动。突然，他的手指停在了一个地方——铜陵。

“传我的命令，”他转过身来，眼中闪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光芒，“主力部队立即撤往铜陵山区，留下一个连在这里打游击，制造我们主力还在的假象。”

“政委，一个连怎么挡得住3000人？”第1团团长孙仲德急了。

“不是挡住，是迷惑。”曾希圣神秘地笑了笑，“我在延安的时候，专门研究过情报战。日军最怕的不是我们的枪炮，而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有多少人。只要让他们摸不清虚实，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事实证明，曾希圣的判断是对的。留守的那个连虽然只有100多人，但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硬是让日军在白茆洲扑了个空，还损失了50多人。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撤到铜陵山区的第7师主力，面临的困境更加严峻。

山里潮湿阴冷，战士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更要命的是，粮食快吃完了。由于日伪军的严密封锁，山外的粮食运不进来，山里的土特产也运不出去。战士们每天只能喝稀粥，有时连稀粥都喝不上，只能挖野菜充饥。

“政委，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第3团团长林维先找到曾希圣，“战士们已经三天没吃过干饭了，有的人饿得走路都打晃。再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打，我们自己就垮了。”

曾希圣站在山崖边，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沉默良久。他知道，必须想办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否则第7师真的会被活活困死在山里。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02

1941年11月的一个雨夜，铜陵山区的第7师指挥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个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破旧的长衫，看上去像个落魄的账房先生。但曾希圣见到他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蔡辉同志，你可算来了！”曾希圣紧紧握住来人的手，“中央说要派一个财经专家来，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

蔡辉，原名蔡振华，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商科大学，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专门负责为党筹措经费。皖南事变后，中央考虑到第7师的特殊处境，特地把他从上海调来。

“政委，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蔡辉推了推眼镜，“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有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东西又买不进来。”

“你说得对。”曾希圣苦笑道，“我们控制区出产稻米、茶叶、竹木，这些东西在上海能卖高价。可是日军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我们的东西运不出去，外面的盐、布、药品也运不进来。战士们连每天5分钱的菜金都发不出。”

蔡辉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停下来：“政委，我想见见咱们的财经干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另外，能不能安排我去封锁线看看？”

第二天一早，蔡辉就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长江边的一个秘密观察点。透过芦苇丛的缝隙，他看到江面上日军的炮艇来回巡逻，岸边的检查站里，伪军正在搜查过往的商船。

“看见了吗？”陪同的干部指着江面说，“但凡发现有人私带盐巴、布匹这些违禁品，轻则没收货物，重则人头落地。可是奇怪的是，从我们这里运粮食出去，他们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蔡辉眼睛一亮，“这是为什么？”

“听说是因为上海缺粮，粮价飞涨。有些汉奸商人就勾结日军，低价从我们这里收购粮食，高价卖到上海。一进一出，利润高达三四倍。”

蔡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这些汉奸商人都有谁？”

“最大的两个，一个叫杨大炎，控制着长江上大部分的运盐船；另一个叫汪子东，是伪芜湖商会的会长。这两人垄断了整个皖中地区的粮盐贸易。”

回到指挥部后，蔡辉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一夜。当他再次出现在曾希圣面前时，手里拿着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文件。

“政委，我想了七条措施，如果能够实施，不出三个月，我们的经济状况就会有根本改观。”

曾希圣接过文件，仔细看了起来。越看，他的眼睛越亮：

第一条：立即调集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切断日伪粮源，实行粮食贸易垄断经营。

第二条：盐业贸易实行公营，统一组织供销，打破敌人的盐业垄断。

第三条：成立贸易总局，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以我之粮换敌之盐、布、药品等战略物资。

第四条：设立税卡，对过境货物征收通行税，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条：发展手工业，自制肥皂、纸张、布鞋等日用品，减少对外依赖。

第六条：建立情报网，及时掌握敌区物价变动，低买高卖，赚取差价。

第七条：筹建银行，发行货币，掌握金融主动权。

“好！好！好！”曾希圣连说了三个好字，“蔡辉同志，这七条措施如果真能实现，我们第7师就有救了！你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

“我需要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随时配合我的行动。另外，我想亲自去会会那个杨大炎。”

曾希圣愣了一下：“杨大炎？那可是个老奸巨猾的汉奸，你去找他做什么？”

蔡辉神秘地笑了笑：“政委，做生意嘛，有时候最好的合作伙伴，恰恰是你的敌人。”

03

实施蔡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断敌粮源。

1942年初的一天凌晨，第7师的三个主力团同时行动，在长江沿岸的各个要道设立关卡，严查外运的粮食。

这一招可谓是打在了敌人的七寸上。原本络绎不绝运粮出境的商船，一夜之间全部被扣。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汉奸商人，这下可急了眼。

芜湖，日军司令部。

伪商会会长汪子东正跪在地上，额头上冷汗直流。站在他面前的，是日军第116师团的参谋长山田大佐。

“八嘎！”山田狠狠地抽了汪子东一个耳光，“你不是说粮食供应没有问题吗？为什么这个月的配额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太君息怒，”汪子东捂着脸，战战兢兢地说，“是新四军，他们封锁了所有的粮道，我们的人根本出不去。”

“新四军？”山田冷笑一声，“区区一千多人的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我看是你们中饱私囊，故意抬高粮价吧！”

“太君明鉴，小人绝对不敢！”汪子东急忙磕头，“新四军现在已经不是一千多人了，听说有三千多人，而且他们的政委曾希圣很厉害，还来了一个叫蔡辉的人，专门跟我们作对。”

山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早就听说过曾希圣的名字，这个人在延安时就是情报专家，确实不好对付。

“那个控制运盐船的杨大炎呢？他怎么说？”

“杨桑也没有办法，他的船现在根本进不去新四军的地盘，就算进去了，也换不到粮食。”

就在山田和汪子东一筹莫展的时候，杨大炎的宅邸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杨大炎今年五十多岁，早年在上海滩混过，后来投靠日本人，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运盐船。他虽然是汉奸，但为人谨慎，很少得罪人，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这天晚上，他正在书房里算账，突然管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外面来了个人，说是您的故人，非要见您。”

“故人？”杨大炎皱了皱眉，“什么故人？”

“他说他姓蔡，您一听就知道了。”

杨大炎的手一抖，账本掉在了地上。姓蔡？难道是…

他快步走到会客厅，果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蔡先生，真的是您？”杨大炎又惊又喜，“您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会…”

“杨老板，好久不见。”蔡辉微笑着站起身，“我现在在第7师工作。”

杨大炎的脸色瞬间变了：“您…您投了新四军？”

“不是投，我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蔡辉坦然道，“当年在上海，我用化名跟您做生意，您待我不薄，我一直记在心里。今天来，是想跟您谈一笔大生意。”

杨大炎苦笑道：“蔡先生，您这是要我的命啊。我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您是新四军，咱们怎么可能做生意？”

“怎么不能？”蔡辉从容地坐下，“杨老板，我问您，您现在的生意怎么样？”

杨大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样？您们把粮道都封了，我的船有盐运不进去，没粮运不出来，每天都在赔钱。”

“如果我说，我可以让您的生意恢复，甚至比以前更赚钱，您信吗？”

杨大炎眼睛一亮，但随即又暗淡下去：“蔡先生，您不会是来诓我的吧？”

蔡辉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这是我们第7师政委曾希圣的亲笔信，他授权我全权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杨老板，我的提议很简单，您的船队负责运输，我们提供粮食，您用盐、布、西药等物资交换。价格嘛，按照市价的八成。”

“八成？”杨大炎吃了一惊，“这个价格，我能赚不少啊。可是，日本人那边…”

“日本人需要的是粮食，不管这粮食是怎么来的。”蔡辉意味深长地说，“况且，您只是个商人，跟谁做生意不是做？”

杨大炎沉思了许久，突然问道：“蔡先生，您就不怕我去告密？”

蔡辉笑了：“杨老板，您如果想告密，刚才就不会单独见我了。我了解您，您虽然给日本人做事，但心里还是中国人。当年您暗中资助抗日游击队的事，我都知道。”

杨大炎浑身一震，他没想到自己最隐秘的事，对方竟然知道。

“另外，”蔡辉继续说道，“我还可以介绍您认识一个人，上海滩的棉布大王周云海。他一直想打通内地的商路，如果您能牵线，三方合作，那利润…”

蔡辉没有说完，但杨大炎已经听懂了。上海的工业品运到内地，内地的农产品运到上海，这中间的利润，足以让他成为江南首富。

“好！”杨大炎一拍桌子，“蔡先生，这生意我做了！不过，有个条件。”

“您说。”

“我的船队来往您们的地盘，必须保证安全。另外，这事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是我主动找您们的。”

“这个您放心。”蔡辉站起身，“三天后，您派船到铜陵码头，会有人接应。记住，第一批带三千斤盐，一千匹布，能带多少西药带多少。”

就这样，一条秘密的贸易线建立起来了。

04

1942年春天，皖中根据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原本荒凉的铜陵码头，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商船进进出出，码头上堆满了各种货物。更奇怪的是，这些商船都挂着太阳旗，但新四军的战士们却对他们客客气气，还主动帮忙搬运货物。

这个秘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第7师司令部的密室里，曾希圣、蔡辉和几个团长正在开会。桌上摆着一份账本，上面的数字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同志们，”蔡辉指着账本说，“开通贸易线仅仅一个月，我们就赚了50万元。按照这个速度，全年可以达到600万。”

“600万！”第2团团长梁从学激动得站了起来，“这可比老蒋给一个甲种师的军费还多！”

“不仅如此，”蔡辉继续说道，“通过贸易，我们还获得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个月光是西药就进了3000多斤，足够我们用半年了。”

曾希圣却没有那么乐观：“蔡辉同志，这条线能维持多久？日军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

“政委说得对，”蔡辉点点头，“所以我们必须扩大规模，建立更多的贸易线。我已经通过杨大炎，联系上了上海的周云海。这个人掌控着上海滩一半的棉布生意，如果能跟他合作，我们的收入至少能翻一倍。”

“周云海？”曾希圣皱了皱眉，“这个人可靠吗？”

“他是个纯粹的商人，只认钱不认人。”蔡辉说道，“而且，他跟日本人也有矛盾。日军控制了上海的工业，压低收购价格，他早就不满了。”

就在这时，通讯员跑了进来：“报告，杨大炎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是十万火急。”

曾希圣接过信，快速看了一遍，脸色顿时凝重起来：“日军察觉到异常了，山田大佐要亲自检查所有进出根据地的商船。”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如果贸易线被切断，第7师好不容易改善的经济状况，又会回到原点。

“不行，”梁从学第一个站起来，“我带部队去，把山田的检查站端了！”

“不可，”曾希圣摇摇头，“这样只会打草惊蛇，让日军加强封锁。”

蔡辉沉思片刻，突然说道：“政委，我有个办法，不过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什么办法？”

“我亲自去见山田大佐。”

所有人都惊呆了。一个共产党的财经干部，主动去见日军大佐，这不是送死吗？

但蔡辉却很平静：“我会以上海商人的身份去，就说是周云海的代表，来谈生意的。山田不认识我，而且日军现在很需要上海的工业品，他不会拒绝的。”

“太危险了！”曾希圣断然拒绝，“万一暴露了身份…”

“政委，”蔡辉打断了他，“做生意本来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当年在上海，我在日本特务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三年，都没有暴露。这次，我有把握。”

经过激烈的争论，曾希圣最终同意了蔡辉的计划，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有危险，立即撤退。

三天后，芜湖，日军司令部。

山田大佐的办公室里，一个穿着考究西装的中年男人正在侃侃而谈。这个人正是化装后的蔡辉，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云海贸易公司的襄理（经理）蔡文清。

“山田先生，”蔡辉用流利的日语说道，“周老板让我带话，他愿意以优惠的价格，向贵军提供棉布和工业品，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山田饶有兴趣地问。

“货物的运输必须由我们自己负责，贵军不能干涉。”

山田冷笑道：“蔡桑，您是把我当傻子吗？让你们自由进出，那些新四军…”

“山田先生，”蔡辉不慌不忙地说，“新四军是贵军的敌人，但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是商人，谁给钱就跟谁做生意。实话告诉您，我们跟新四军也有生意往来。”

“纳尼？”山田猛地站起来，手已经按在了军刀上。

“请山田先生息怒，”蔡辉依然镇定，“我们从新四军那里收购粮食，然后卖给贵军，这不是对贵军有利吗？如果没有我们，贵军恐怕连粮食都吃不上了。”

山田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中国商人。他不得不承认，对方说得有道理。现在上海的粮价已经涨到了天价，如果真的能通过这些商人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对日军确实有利。

“蔡桑，”山田坐回椅子上，“您的提议很有意思。不过，我怎么知道您不是新四军派来的奸细？”

蔡辉哈哈大笑：“山田先生真会开玩笑。如果我是新四军，还敢到您这里来吗？再说了，您可以派人到上海去查，云海贸易公司在上海滩谁不知道？”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这是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有周老板的亲笔信。另外，作为诚意，我们愿意先提供一批货物，您验货后再付款。”

山田仔细看了文件，又叫来情报官核实。半个小时后，情报官报告：云海贸易公司确实存在，周云海也确有其人，而且在上海商界很有地位。

“好吧，”山田终于点头，“我可以同意您的条件，但是，每批货物必须接受检查，而且你们的船只不能携带武器。”

“这个当然。”蔡辉站起身，礼貌地鞠了一躬，“合作愉快，山田先生。”

走出日军司令部，蔡辉长出了一口气。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但脸上却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贸易线保住了，而且获得了日军的“官方认可”。

05

1943年初，皖中根据地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春节。

往年这个时候，战士们都在为年夜饭发愁，能吃上一顿饺子就算是过年了。但今年不同，每个连队都杀了猪，白面饺子管够，还有花生、瓜子这些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年货。

更让战士们高兴的是，每人不仅领到了新军装，还发了10元的压岁钱。要知道，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第7师司令部里，曾希圣正在主持总结大会。

“同志们，”他举起手中的报表，“1942年，我们第7师的财政收入达到了1200万元，是1941年的20倍！部队从1100人发展到8000人，地方武装更是达到了3万人。”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成绩，蔡辉同志功不可没。”曾希圣看向坐在角落里的蔡辉，“下面，请蔡辉同志介绍一下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蔡辉走上台，推了推眼镜：“同志们，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日军的经济封锁还在继续，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大江银行。

“这是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只有掌握了金融主导权，我们才能真正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台下议论纷纷。在敌占区建立银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蔡辉同志，”第1团团长孙仲德站起来问道，“建银行需要大量的资金做准备金，我们有这个实力吗？”

“有。”蔡辉自信地说，“经过一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有了300万元的储备金。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去年一年，仅贸易税一项就收入400万。”

“可是，我们发行的货币，老百姓会认可吗？”另一个干部问道。

“这就是关键所在。”蔡辉走到地图前，用手指画了一个圈，“我们要建立一个经济循环圈。在这个圈里，只能使用我们的货币。想买盐、布、煤油这些生活必需品，必须用我们的钱。时间一长，老百姓自然就认可了。”

曾希圣补充道：“而且，我们的货币要跟实物挂钩。老百姓随时可以用我们的钱换粮食、盐巴，这样才能建立信用。”

就这样，大江银行的筹建工作开始了。

与此同时，日军也察觉到了第7师的异常。

芜湖，日军第116师团司令部。

师团长横山勇中将正在听取情报官的汇报。

“将军，根据我们的侦察，新四军第7师的实力增长很快。他们不仅兵员增加了，装备也改善了很多。最奇怪的是，他们好像很有钱，连普通士兵都能抽得起香烟。”

横山勇皱起眉头：“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

“根据我们的分析，可能跟那些来往的商船有关。虽然山田大佐批准了贸易，但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山田！”横山勇怒吼一声。

很快，山田大佐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

“山田君，”横山勇冷冷地看着他，“你批准的那些贸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将军，那些商人确实提供了我们需要的物资…”

“八嘎！”横山勇一巴掌扇了过去，“你知不知道，那些商人很可能在资助新四军！”

山田捂着脸，不敢说话。

“立即停止所有的贸易，封锁所有的交通线！”横山勇下达了命令，“另外，准备发动扫荡，这次要彻底消灭第7师！”

1943年4月，日军集中了两个师团加三个旅团，总兵力超过3万人，对皖中根据地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扫荡。

这是第7师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06

铜陵山区，第7师临时指挥部。

曾希圣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每一个箭头都代表着一股日军。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想要将第7师彻底包围歼灭。

“政委，情况不妙啊。”参谋长徐海东（此时已到任）忧心忡忡地说，“敌人这次是下了血本，不仅兵力是我们的四倍，还带了大量的重武器。我们的主力如果硬碰硬，肯定吃亏。”

“不能硬碰。”曾希圣斩钉截铁地说，“传我的命令，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山区打游击。留下一个营在正面吸引敌人，其余部队全部转入地下。”

“可是政委，”梁从学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根据地不就丢了吗？”

“根据地是可以重建的，但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曾希圣转向蔡辉，“蔡辉同志，大江银行的筹建工作必须停止，所有的资金和物资立即转移。”

蔡辉点点头：“我已经安排了，资金分散埋藏在十几个地点，只有我和您知道具体位置。”

就在第7师紧急转移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杨大炎被日军抓了。

原来，横山勇怀疑商人资助新四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大炎。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还是把他关进了监狱。

“糟了，”蔡辉脸色大变，“杨大炎知道我们很多秘密，如果他扛不住…”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曾希圣若有所思地说，“杨大炎这个人，虽然当了汉奸，但还有底线。况且，他很清楚，出卖我们对他没有好处，反而会失去所有的商业伙伴。”

事实证明，曾希圣的判断是对的。

芜湖监狱里，遍体鳞伤的杨大炎始终咬定自己只是做生意，对新四军的事一无所知。

“杨桑，”山田大佐亲自审问，“有人看见你的船经常进出新四军的地盘，你怎么解释？”

“太君，”杨大炎有气无力地说，“做生意嘛，哪里有货就去哪里。新四军的地盘有粮食，我当然要去收购。这些粮食最后不都卖给皇军了吗？”

“那个蔡文清是怎么回事？”

“他真的是上海来的商人，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果不信，太君可以去上海调查。”

山田审问了三天三夜，始终找不到破绽。最后，在汪子东等人的担保下，杨大炎被放了出来，但他的所有船只都被没收了。

与此同时，日军的扫荡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他们原以为可以轻易找到新四军主力，但进入山区后才发现，到处都是新四军，又到处都找不到新四军。

白天，日军大摇大摆地进村，村民们老老实实地招待他们。可一到晚上，枪声四起，哨兵莫名其妙地失踪，军火库突然爆炸，搞得日军草木皆兵，夜不能寐。

更要命的是，日军的补给线不断被袭击。第7师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专门打运输队。一个月下来，日军损失的物资比消灭的新四军还多。

“将军，”参谋长向横山勇汇报，“我们已经损失了3000多人，但新四军的主力始终没有找到。而且，部队的士气很低落，很多士兵都不愿意再进山了。”

横山勇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这种看不见敌人的仗，是最难打的。

“撤退吧。”他无奈地下达了命令。

1943年7月，日军的大扫荡宣告失败。第7师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游击战中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考验，皖中的老百姓更加信任第7师了。

07

扫荡结束后，第7师迅速恢复了元气。

曾希圣和蔡辉意识到，必须加快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否则下一次扫荡来临时，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1943年10月，大江银行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铜陵县城的一座不起眼的民房里，挂起了“大江银行”的牌子。虽然条件简陋，只有几张桌子和一个保险柜，但它的意义却非同寻常。

“从今天起，”蔡辉站在银行门口，对围观的群众说，“大江银行正式营业。我们发行的大江币，可以在根据地内自由流通。一元大江币，可以换一斤盐或者二斤大米。”

人群中有人喊道：“你们的钱靠得住吗？别过几天就成废纸了。”

蔡辉笑了笑：“乡亲们，我们新四军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来兑换。”

他让人抬出几个大麻袋，里面装满了雪白的食盐。

“看见了吗？真金白银，童叟无欺！”

一个胆大的农民走上前，拿出一块大洋：“我换一元试试。”

银行职员立即给他换了一元崭新的大江币。农民拿着钱，又走到旁边的供销社，果然换到了一斤盐。

“真的能用！”农民高兴地喊道。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兑换大江币。

但真正让大江币站稳脚跟的，是蔡辉的另一个创举——农业贷款。

1943年冬天，皖中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很多农民家里连种子都没有了，眼看着来年春天没法播种。

就在这个时候，大江银行推出了“种子贷”：农民可以无息贷款买种子，秋收后用粮食偿还。

“乡亲们，”蔡辉亲自下乡宣传，“大江银行是咱们自己的银行，不是来剥削大家的，是来帮助大家的。你们贷款买种子，不要利息，秋天收了粮食再还。如果遇到天灾，还可以延期。”

这个消息一传开，农民们奔走相告。很快，就有1200多户农民申请了种子贷。

第二年春天，皖中地区出现了一个奇观：家家户户都在播种，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

到了秋天，获得丰收的农民们主动来还贷。他们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把余粮卖给了第7师。

“政委，”蔡辉兴奋地向曾希圣汇报，“今年我们收购的粮食达到了500万斤，不仅够部队吃一年，还有大量剩余可以出售。”

“好啊！”曾希圣拍着桌子，“这才是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我们帮助农民，农民支持我们，这个循环建立起来，日本鬼子就再也打不垮我们了。”

到1943年底，第7师的财政收入达到了2400万元，支援新四军军部700多万元。

这个数字，震惊了整个新四军。

军部甚至派人来专门学习第7师的经验。

“曾希圣同志，”军部特派员感慨地说，“你们第7师真是富得流油啊。别的部队还在为军饷发愁，你们却能支援军部，这简直是奇迹。”

曾希圣谦虚地说：“这都是蔡辉同志的功劳。他是我们的财神爷。”

蔡辉却摇摇头：“不，这是集体的智慧。没有政委的英明领导，没有全师官兵的浴血奋战，没有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08

1944年，第7师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大江银行的成功，第7师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经济机构：大江贸易公司、大江工业合作社、大江运输公司…整个皖中根据地，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经济特区。

更重要的是，第7师开始发展军工产业。

在长江边的一个隐蔽山沟里，第7师建立了兵工厂。虽然规模不大，只能生产手榴弹和子弹，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政委，”兵工厂厂长刘明向曾希圣汇报，“我们现在每月可以生产1000颗手榴弹，5万发子弹。虽然不多，但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了。”

“很好，”曾希圣满意地点点头，“继续扩大生产。蔡辉同志，资金方面有保障吗？”

“完全没问题。”蔡辉自信地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000万。照这个速度，全年可以达到6000万。”

6000万！这个数字即使放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第7师的富裕，也体现在普通战士身上。

一个新兵刚入伍，就能领到全套的军装、皮带、军鞋，还有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每个月的津贴是1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伙食更是好得出奇。早餐有稀饭、馒头、咸菜；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而且保证有肉。每个星期还要改善一次伙食，包饺子或者吃面条。

最让战士们高兴的是，每个月还能领到三条香烟。要知道，在其他部队，香烟可是稀罕物，只有打了胜仗才能分到一点。

“我们第7师，那可是富得流油啊！”战士们自豪地说。

这句话很快传遍了整个新四军，甚至传到了国民党军队那里。

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被俘后，看到第7师的伙食，惊讶地说：“你们吃得比我们团长还好！”

第7师的富裕，自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1944年秋天，日军又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这次，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盲目进山搜索，而是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步步为营，压缩第7师的活动空间。

面对日军的新战术，曾希圣决定主动出击。

“同志们，”他在作战会议上说，“这次我们不躲了。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可以跟鬼子较量较量。”

确实，此时的第7师今非昔比。部队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地方武装更是达到了10多万。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缴获和采购，第7师的武器装备已经鸟枪换炮。

全师80%的战士配备了三八式步枪，每个营都有轻重机枪，团里还有迫击炮。这样的装备，在新四军中首屈一指。

1944年10月，铜陵战役打响。

这是第7师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3个主力团加2个地方团，总共1万多人，在铜陵县城外围与日军展开激战。

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依托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第7师则利用夜战和近战的优势，逐步蚕食敌人的阵地。

关键时刻，蔡辉想出了一个妙计。

“政委，我们可以利用经济手段瓦解敌人。”他建议道。

“怎么个瓦解法？”

“伪军都是为了钱才给日本人卖命的。我们可以开出高价，收买他们倒戈。”

曾希圣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具体怎么操作？”

蔡辉早有准备：“我已经通过商人关系，联系上了伪军第3师的一个团长。只要给他10万大洋，他愿意阵前倒戈。”

“10万大洋？”曾希圣倒吸一口凉气。

“政委，这钱花得值。”蔡辉算了一笔账，“如果硬打，我们至少要损失上千人。现在花10万大洋，不仅可以减少伤亡，还能得到一个团的装备。”

曾希圣考虑片刻，果断地说：“干了！”

三天后的深夜，战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正在防守的伪军第3师第2团，突然调转枪口，向旁边的日军阵地开火。日军措手不及，阵脚大乱。

第7师趁机发起总攻，很快就攻破了日军的防线。

这一仗，第7师歼灭日军1500多人，伪军3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轻重机枪50多挺，还有大量的弹药物资。

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打出了第7师的威风，让日伪军再也不敢小看这支“富裕”的部队了。

战斗结束后，曾希圣特地找到蔡辉：“蔡辉同志，这次多亏了你的妙计。看来，钱有时候比子弹更有用啊。”

蔡辉笑了笑：“政委，这就是经济战的威力。我们有钱，就有更多的选择。”

1944年底，第7师的实力达到了顶峰。部队发展到3万多人，地方武装15万人，控制人口200多万。全年财政收入6000万元，支援军部1400万元。

在新四军的编制序列里，第7师成了名副其实的“富七师，甲全军”。

但曾希圣和蔡辉都清楚，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第7师积累的财富，很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斗争的重要资本。

历史很快就证明了他们的远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但中国的战火并没有熄灭，反而愈演愈烈。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第7师的财富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不仅自己不需要上级支援，反而能够支援其他部队。在淮海战役中，第7师（此时已改编）提供的粮食和物资，成为支撑60万大军作战的重要保障。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共和国开国将军的孙仲德回忆起第7师的往事，感慨地说：“要说哪支部队最特殊，那肯定是我们第7师。别的部队是靠打仗出名，我们是靠做生意出名。但正是因为有钱，我们才能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生存下来，发展壮大。蔡辉同志功不可没，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而蔡辉本人，解放后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很少谈起第7师的往事，只是偶尔会说：“那段经历告诉我，打仗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经济头脑。战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曾希圣则在晚年时写道：“第7师的成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我们用事实证明，共产党人不仅会打仗，也会搞经济。这个经验，对于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

《新四军第七师史》，解放军出版社《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皖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江淮热血江淮魂：雄师驰骋 烽火皖江》，《党史纵览》杂志《新四军财经工作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