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秘录：彭德怀万言书背后的生死较量

庐山会议彭德怀言：

我向来不拘小节，热衷于直言不讳。纵然曾因此伤害过不少朋友，但我始终坚信，对于我认为正确的事，我必须勇敢地说出。

去岁在履职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挑战，目前常委同仁暂未发言，我此刻分享一些心得，亦能带来裨益。

面对批评，我毫无畏惧。若意见都被压制，党又怎能保持其活力与战斗力？

某些问题，暂未为众人所深刻感知，即便经历一番批评与辩论，亦无妨，即便面临开除党籍的严峻后果，亦无需畏惧。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元帅，一位对彭德怀元帅的忠诚与正直充满忧虑与关切的将领，他的态度颇为和缓。他仅就万言书的内容展开讨论，既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也公正地提及了其成就与优点。

话音未落，毛泽东便抬起了腿，轻抚鞋面数下，言道：“此乃隔靴搔痒。”

朱德的脸颊微红，遂中止了发言，直至会议结束，仅是在最后留下了几句话。

庐山会议上，叶剑英、聂荣臻等资深将领对彭德怀问题有何见解？他们为解决这一问题又做出了哪些努力？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然而，在此次会议中，不幸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元帅所谓“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运动。

在此次会议中，那些曾与彭帅并肩作战、为新中国诞生英勇捐躯的元帅们，除陈毅元帅留守京城、罗荣桓元帅因病未能亲临现场外，均亲临现场，见证了并深度参与了这一重要事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实对彭德怀当年的深刻洞察给予了有力证明，庐山会议似乎已成为一段让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提及的“羞耻”经历。

在这些元帅的传记与回忆录中，对于这段历史，要么记载模糊不清，要么轻描淡写，甚至直接略过不提。

六十余载前，庐山会议已成为过往，彭德怀将军在会议中的内心轨迹究竟如何？其他元帅当时又是如何看待彭德怀所涉问题的？庐山会议对元帅们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力求揭示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7月2日至10日的这段时间里，彭德怀元帅尚未撰写那份著名的“万言书”之际，众位元帅之间的相处极为融洽，他们的观点亦颇为相似。这八位元帅抵达山中的时间各有先后。

朱德率先行动，于6月30日与刘少奇并肩攀登；彭德怀与贺龙则于6月29日午后启程，自北京乘车抵达武汉，继而又换乘轮船，于7月1日的清晨抵达庐山；聂荣臻亦于同日，与周恩来携手登山。

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为出席第八届八中全会，于七月下旬攀登至山巅。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隆重启幕。原定会议自7月2日起举行，预计至7月15日圆满落幕。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在于提炼过往经验，并持续修正会议前已着手改正的失误。同时，我们将深入探讨下半年度以及未来四年内的经济工作重点。

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及国家机关若干部委的领导，总计69位嘉宾。

7月3日清晨，与会代表们被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以及西南六大小组，各自展开了小组讨论会议。遗憾的是，西南组由于成员尚未全部到位，因此未能如期召开会议。各小组围绕毛泽东所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辩论过程中，关于“大跃进”时期的教训及当前局势，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坚信“左”倾思想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持续开展反对“左”倾、纠正“左”倾倾向的工作；而另一方则乐观地认为形势一片大好，成就显著，不宜轻易泼洒冷水。

鉴于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在西北地区工作的时间较长，对该地区的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被分配至西北组。

1958年12月，彭德怀视察安徽。

在毛泽东提出愿多吸纳反对意见的感召下，彭德怀在7月3日至10日的短短8天里，小组会上连续发表7次言论或插话。这些言论与插话，在后来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被整理并予以印发。

一、人民公社的建立略显过早，正值高级社的诸多优势尚未充分展现之际便迅速推进公社化进程。若能提前一年半载进行试验，或许能更为稳妥。

自北戴河会议落幕，出现了一种偏向“左”的思想倾向：“全民参与钢铁生产”的口号是否正确？

三、实施“全民参与工业发展”政策，已促成1.3万余项限额以下项目。接下来，我们将如何应对？

四、设立每个协作区及省份的工业体系，非一两个五年计划所能轻易实现之事。

五、在党内，我们常常发现“左”倾思想难以纠正，而“右”倾思想则相对容易改正。“一旦‘左’倾思想抬头，便会压倒一切，导致许多人噤若寒蝉，不敢公开发表意见。”

六、成绩的辉煌自不待言，但需注意的是，所暴露的不足仅限于一个较短的时间段（9月至11月），然而其带来的影响却远不止三个月。

七、所得的经验教训极为珍贵，这是每个成员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分担其中的一份，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我亦有一份责任，至少在那时，我并未表示反对。

八、当前的情况已不再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决策，而是趋向于个人决断；唯有第一书记的决策被采纳，而第二书记的决策则不被认可。不致力于树立集体的权威，仅仅依靠个人的威望，这种做法显得异常，更甚者，颇具风险。

客观而言，彭德怀的此番言论与插话，锋芒尽显，言辞犀利，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在当时却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以朱德为例。

7月6日，于中南地区的组会上，朱德就农村食堂问题发表了批评意见。他指出：“食堂虽存于部分地区，但若全部关闭，亦未必是件坏事。”同时，他强调“家庭制度必须得到强化，原则上应回归家庭生活”，“若食堂难以维持，便不宜强行推进，返回家中生活为宜”，等等。

因此，在彭德怀挥毫泼墨撰写那封被誉为“万言书”的信件之前，会议的气氛尚显轻松，确实弥漫着会前所期待的“神仙会”氛围，与会者心情愉悦。

7月7日拂晓，彭德怀于前往会议室途中，陆续遇见朱德、贺龙、聂荣臻等将领，彼此间纷纷致以问候，互道安康，还不时开些轻松的玩笑，随后各自朝着所属的小组行去。

闲暇之际，元帅们或相互走访，或结伴同游，亦或挥毫泼墨，创作诗词。朱德挥毫一首诗作，聂荣臻与贺龙曾两度携手游览庐山风光，彭德怀则不仅游览了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更是不时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对弈数局，颇具休憩之乐。

毛主席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有些人往往会表现出动摇，面对历史的汹涌波涛，他们的信念也显得不够坚定。”“假如你们解放军不肯追随我，那我就转而寻求红军的支持。我相信，解放军终究会站在我这一边的。”

林彪语录：坚定信仰于党，深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加强党性修养，适度降低自我信赖度。

政治领域摒弃了另行一套的作风，摒弃了自诩拥有正确理念的做法。唯有中央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才是正确无误的，我们必须以此为指导引领革命前进。

摒弃个人的过度自信，摒弃个人的英雄主义心态。唯有毛主席堪为真正的大英雄，他人切勿妄自菲薄，企图成为英雄。我们与毛主席之间相隔甚远，切莫存此非分之想。

7月11日至15日，彭德怀的“万言书”并非一时冲动之作，而是其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然而，“神仙会”的融洽气氛并未持续太久，彭德怀很快便察觉到了一个问题。据随彭德怀一同攀登高峰的军事参谋王承光回忆：

一周后，彭总的情绪有了显著转变，他的笑声减少，参与小组会议的次数也减少了。他常常低头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某天下午，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最近的小组会议让他感到乏味，他不想再参加了。当我向老总反映这一情况时，老总询问我是否已经阅读了这几天的会议简报。

我已尽览其事，他言，我在小组会上提出数点见解，然简报上却未见一语，简报中亦寻不见。他显得颇为不悦。原来，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出于一片好心，将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发言中那些最为尖锐、直指毛泽东的言辞删减了去。

7月11日的午后，会议秘书处发布的关于会议预定于15日圆满落幕的消息，更凸显了彭德怀迫切希望在下山前将自己的见解及时传达上去的焦急心情。

7月12日午时，彭德怀便与随行的参谋王承光进行了交谈。

“本次会议持续了十余日，却似乎成效有限。在小组讨论中，多围绕常规议题展开，鲜有触及深层次思想性的问题。在西北小组的分享中，我阐述了一些观点，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尚未出现在简报中，恐怕难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回顾去年的大跃进，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面临了不少挑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然而，遗憾的是，在此次会议至今，尚无人对此展开讨论。

我遇到一些难题，不宜在小组会议中提出，因此考虑给主席写信，期望通过主席的阐述，问题能够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王承光感到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便匆忙想出几条借口试图搪塞彭德怀：他认为书信交流不如直接面见主席来得妥当，建议稍后再行书信沟通，亦或是在秘书的协助下共同研究完毕后再作撰写。然而，彭德怀并未对此表示同意，他坚决主张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彭德怀本拟致信毛泽东，然深思熟虑后，却觉得书信难以尽言，遂决定亲自面谈。于是，在7月12日的午后，他踏入了毛泽东的居所——那曾为蒋介石、宋美龄所居住的美庐，即180号别墅，意欲亲自向毛泽东阐述己见。

遗憾的是，警卫人员告知他，主席方才入眠，彭德怀无奈之下只得黯然离去。因此，两人会面的机会便此错失。会面无果，唯有通过书信一途。自毛泽东的住处返回后，彭德怀便陷入了沉思，琢磨着如何措辞撰写这封书信。

7月13日午时，彭德怀即向王承光交付了精心拟定的简要提纲，随后亲自口述需撰写之详细内容。王承光负责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7月14日，彭德怀对王承光精心整理的信稿进行了细致的修订。他在评估成绩与剖析不足方面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并对文字进行了多处调整。随后，他将修改后的信稿交由王承光重新誊写。当天下午，彭德怀亲自审阅并签字确认，指示王承光将信件直接送达毛泽东的秘书手中。

本次庐山会议意义非凡。我在西北小组中曾数次发表见解，部分观点在小组会议中未能充分阐述，现特此以书面形式呈现，供您参考。

正文分为两大篇章，首篇章阐述了“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其成效不容置疑”，而次篇章则聚焦于“如何提炼并总结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主席在本次会议中明确指出：‘成就辉煌，挑战众多，经验充沛，未来光明。’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全党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我们便具备继续奋勇前进、迈向胜利的坚实条件。”

彭德怀慎重考虑后写下此信。

这封信的撰写源于对当时“左”倾现象的深切担忧。正如《彭德怀自述》中所述，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计划工作的推进将受阻，进而可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产生不利影响。

我认为，若这些问题由我于会议中提出，恐将导致部分人产生思想上的困惑。然而，若由主席重新强调“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便能够轻松得到解决。

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的记载：

彭德怀对中央政治局常委间无法畅所欲言的状况表示出深切忧虑。他指出，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言论受限；周恩来、陈云一旦犯错，便难以直言；朱德对问题看法不够明确，难以发表见解；林彪因长期脱离实际工作，对情况不甚了解，亦不便发声；邓小平亦处于不便发言的境地。彭德怀还表示，在政治局中，他尚能与毛泽东进行交流。

如何撰写这封信？彭德怀指示：“信中内容，应遵循主席所强调的成就辉煌、问题诸多、未来充满希望的基调。”

在仔细考量信中所列问题之际，彭德怀深思熟虑，对于诸如是否提及“左”倾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及这些问题是否带有政治性质等，他都有所顾虑。彭德怀坦言：“若不明确指出，问题将难以清晰阐述；然而，一旦明说，又恐触及某些人的敏感之处。”

本信所引发的潜在影响究竟如何？根据《彭德怀年谱》的记载，7月15日傍晚，彭德怀向王承光询问毛泽东是否已阅读该信，并对毛泽东阅信后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几项推测。

“主席或许会先行与相关人员商谈；亦或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先行研讨；主席亦有可能决定将议题印发至大会，若是如此，虽会触及少数人利益，但此举无疑也将促使各地领导进行一番反思。”

“竟以如此名目加诸？”并未对此深入思考。

7月16日至22日期间，毛泽东提议“各位不妨对这封信的性质进行一番评议”，随后，元帅们的见解逐渐出现分歧。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特意向他们提及了彭德怀所撰写的信件。他悠然自得地吐着烟圈，面带微笑，神态显得轻松而沉稳。

“我以为有必要请大家共同商议这封信的性质。同时，我提议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一同上山，参加此次会议。倘若林彪同志健康状况允许，也恳请他莅临。”

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常委会作出决议：将会议时限延长约一周，确保与会人员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同时，对会议分组进行重新调整，原定按地区划分的6个小组，将转变为各地区交错编排的6个小组。

自17日至22日，各小组均将焦点集中在这封信的内容上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全然支持或坚决反对的观点仅占少数，而绝大多数成员则表示基本认同，不过对于信中的某些表述和具体细节，他们提出了若干商榷之见。

“我所撰写的这封信，仅是呈送给毛主席作为个人参考的私人信函，绝非所谓的‘意见书’！”他强烈要求撤回该信。

在元帅的行列中，聂荣臻与朱德均对彭德怀的立场表示了支持，至少在公开发言时，他们并未提及，亦未曾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之词。他们的言辞在一定程度上与彭德怀的信件观点相吻合。

聂荣臻，鉴于其主管军工生产的职责，对钢铁产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中，他针对部分人提出的“小高炉与大型钢铁企业，两小无猜”的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述。

他指出，尽管“小高炉尚存些许活力”，然而对于“如武钢、包钢等大型骨干企业”，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在如此庞大的国家中，若要发展工业，缺乏这些大型企业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在工矿企业还是公社，均需强化经济核算，个人亦应具备核算意识。如此一来，生活自会变得更加宽裕，生产与生活安排亦将井然有序，进而构建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体系。”

同样，彭德怀的信亦未在其论述中提及。在元帅行列中，贺龙亦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其对局势的判断与彭德怀存在一定差异。7月21日，贺龙在小组会议中，分享了他对当前形势的个人见解：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积极性，并非冲动或夸大其词。我们的不足之处尚不及一根手指。如此庞大的国家，众多的人口，工作中出现些许瑕疵或失误，实属正常。而且，这些不足和错误也都能迅速得到改正。

贺龙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去年我们所遭遇的某些‘左’倾偏差，实则是在我们成功克服了右倾保守的误区、遵循总路线取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因工作方法上的不足所引发的。既然如此，便无需过分担忧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或是难以解决的错误。”

因此，他对于彭德怀所写的信件评价道：“在我看来，彭总致主席的信件在总体估计上显得不妥，其表述将问题夸张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他又补充道：“彭总在信中提到今年不应再推进大跃进，对此我亦持不同意见。”

贺龙在发言中虽主要针对信中某些具体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其中一句却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及道：“我犹记得彭总曾在火车上言及：‘若非我国工人、农民的英勇，或许还需红军出马。’”

此言或许触动了毛泽东的忧虑，因而，在23日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若解放军不从命于我，我便转而寻求红军的支持。”此语一经脱口，使得与会的高级解放军将领们深感震惊，他们不禁为之一愣。

面对军队可能出现的分裂，幸得毛泽东随后补上了后半句：“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才使得众人得以舒展久悬的心绪。

随着探讨的逐步深入，彭德怀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在7月21日的小组会议上，当信件被提及之际，他再次提出了撤销该信件的要求。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7月23日至25日，毛泽东公开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老帅们似乎对此还未完全察觉。

7月23日拂晓，一则紧急通知下达，宣布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达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其核心议题直指彭德怀于7月14日所撰写的信件。毛泽东指出：

“在紧要关头，有些人往往表现出动摇不定，面对历史的波澜壮阔，他们亦难以坚守信念。”

“他们已将自己推向了右翼阵营的边缘，仅相距三十公里之遥。”

“既然解放军不愿随我同行，那我将转而寻求红军的支持。我相信，解放军终将与我同行。”

彭德怀自会场归来，对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该信件赋予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所采用的激昂语气，感到事先毫无所料，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回住处，他对王承光言。

主席对此信的处理显得格外严肃。他提到我与右派相差仅有三十公里，这一说法我难以接受。信中某些问题的表述过于激烈，我对此有所察觉。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原本可省略不提。然而，适度地予以强调，以微刺主席之意，亦未尝不是一件有益之事。

主席如此一番言论，我计划于明日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自我反省，以纠正我的错误。否则，我恐怕难以顺利转变思路，亦需向大家阐述我撰写此信的初衷。

自7月23日的午后起，六个小组陆续召开会议，深入研讨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在当时的形势压力下，众位元帅亦不得不有所表态。然而，在此阶段，对彭德怀的批判尚未达到激烈程度。以朱德元帅为例，便是其中一例。

朱德参与的讨论属于第一组，他率先发表了意见。然而，在7月23日的下午发言中，朱德并未提及彭德怀的名字，却与彭德怀的立场不谋而合，持续对“大跃进”运动提出了批评。

直至25日，朱德在第四组的发言环节中，方就彭德怀的信件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对彭德怀提出意见的准确性给予了肯定，表示：

“面对高级干部的不同看法，务必深入探究，力求真相大白。一旦问题得到明确，共识得以达成，后续的工作自将顺理成章。”

彭德怀的来信虽未明言悲观与失望，却对缺点与错误进行了过分强调。这与事实有所出入……彭德怀的信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观点却存在偏差。此时，我们应把握契机，深入审视自身，避免对某些不足之处过于苛责。

朱德为彭德怀解围。

彭总性情执拗，未来还需留意修正此习性。在日常生活中，彭总秉持节俭之道，其艰苦朴素之风，堪称楷模，无人能出其右。彭总亦对经济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只要摒弃错误观念，他的工作定能更加出色。

元帅们不仅在其言谈中细腻地顾及了彭德怀的情感，更频至其住所进行探望。其中，首访者乃朱德元帅。23日晚，朱德元帅亲临彭德怀的住处，与彭德怀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亲切交谈。

送别朱德同志后，彭德怀向身边的人透露：“朱德同志建议我进行一番自我反省，切勿固执己见。”此后，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也纷纷前来看望彭德怀。

陈毅元帅的立场亦颇具典型性。据董必武在8月3日的第四组讨论会上所述——彭德怀亦属该组成员——

7月23日，他因公事重返北京，与陈毅元帅及其他几位同志进行了交流。彭德怀的信件中，仅有少数观点存在偏差，陈毅元帅亦表示认同。

7月25日，陈毅在北京主持外交部工作时，因公事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

张闻天向陈毅坦陈，自己在会议中“过分强调了自身不足”，“犯下了重大错误”，然而陈毅却表示，多谈缺点并无大碍，并鼓励张闻天无需过分忧虑。这表明，陈毅在本质上亦赞同彭德怀信中所提及的部分问题。

提一下林彪。

据李锐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以及谢春涛编写的《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所述，林彪在毛泽东提议后的次日，即7月17日，便抵达了庐山。然而，截至目前，我们并未在公开的资料中发现他在此期间的任何讲话记录。

据此推断，林彪当时或许尚未启程上山，他的出发日期与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时间相仿，均定在月底。

然而，在针对彭德怀的批判声中，已有迹象显示出彭德怀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提及。7月25日的午后，一位省委书记向彭德怀提出了质问：

这封信的目的何在？您是否感到不满？是否意在促使毛主席进行自我反省？抑或是出访国外有所阻碍？

彭德怀逐一进行了说明。面对省委书记的提问，未能触及实质，省委书记便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你对林彪担任中央副主席的看法如何？”彭德怀回应道：“我从未对此有过考虑。”省委书记离去后，彭德怀在笔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感：

“我心中不禁感到有些奇异。林当担任中央副主席，这无疑有利于党内的团结；我此前也曾多次考虑，若由林担任国防部长，或许更为适宜，这对于维护团结同样大有裨益。”

此番事宜，我与聂荣臻同志交流过多次，亦曾就数事与毛主席直接商讨。毛主席告知，林某现正抱恙。自那之后，我便未曾再与毛主席谈论此事……

然而，每当党内出现分歧，一旦争论升级，便会偏离问题的核心，转而推测与之毫不相干的其他问题。我认为这种行为相当不妥……

这次庐山会议，毛主席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今天×××同志又说，是我没有当得副主席。

谁能料想我竟会有此等遐想！这些无端的指控，此刻无需多加理会，任他们任意揣测去吧！

即便彭德怀曾轻描淡写地回应：“让他们随意遐想吧”，然而，毛泽东的言辞以及分组讨论期间他人的指摘，无疑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正是在那位省委书记向他提出质疑的那个上午，彭德怀向王承光坦言：

我向来喜欢直言不讳，尽管我的直言有时会伤害到他人。只要是我认为正确的事，我便忍不住要表达出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作中确实遇到了不少挑战，目前常委们尚未发表意见，而我提出这些问题或许能带来正面效果。面对批评，我并不畏惧。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我们的党又怎能保持其活力与战斗力呢？

诸多困惑，暂未为人所深刻领悟，即便经历一番批评与论战，亦无需过分忧虑，即便面临开除党籍的重罚，亦无损勇气与决心。

“近期，我不禁将那封信重新阅读了两遍，并未发现任何抵触总路线的内容。我始终坚信，向主席写信，是出于一片赤诚，是在向主席请教和寻求指导。”

若所提之事有所不妥或存在谬误，主席理应与我进行一番交流，即便是一番严厉的批评亦无妨，抑或协助我进行修正亦佳。

7月26日至31日期间，毛泽东发布了新的指令，并嘱托老一辈革命将领敦促彭德怀进行自我检讨。

元帅们的共情与彭德怀的淡然态度，促使毛泽东作出了一项新的决策。7月26日，会议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关乎人，既要明辨是非，亦需关怀人心。必须划清界限，问题必须讲明，不容含糊其辞。”同时，会议还公布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相应的长篇批示。

这一指令与《对一封信的评论》的发布，使得7月26日成为了庐山会议的重要转折点。自此，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升级到了新的层次，批判的范围也从原先的信件和言论本身，拓展至涵盖历史旧账在内的全方位揭露与指责。在压力之下，7月2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上，针对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件，对照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当日的最新指示，进行了一次“初步检查”。

检讨书中提到：“主席的这些指示以及与会同志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对我而言构成了深刻的教育，激发了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并促使我对7月14日的信件进行了更深入的反思。鉴于我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我在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期间的辉煌成就和正确的研究经验所持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同时，我还“建议在会议结束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于7月14日致主席的信件，将其存档于中央档案馆，以备我日后进行思想自我检查时参考。”

这场检讨对彭德怀而言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令他深感痛苦不已。他始终难以置信，事情怎么会演变至此地步。归来后，他在笔记本上倾诉道：

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给予我一顿严厉的批评。这番批评，直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更是将历史中的种种旧账悉数翻出，连续对我进行了数十次的猛烈抨击。

将这些旧案与新案一并陈列，施以八十棍的惩戒——四十棍针对旧案，四十棍针对右倾机会主义，打得浑身伤痕累累，双股无肉。随后，正式立案并要求签字画押，不得翻案，不得申辩。虽然免于被推出午门斩首之刑，但保留其党籍。针对你这自视甚高的狂妄之徒，今番定要好好整治一番，以观其后续表现。”

7月27日，彭德怀称：

“我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具体工作层面，为何大家不能将其与总体方针联系起来呢？我本是一片好心撰写这封信，却引发了如此重大的争议。”

如此一来，未来谁还敢发声？若是任其发展，难免演变成斯大林晚年时期的局势。当权者往往不愿倾听那些不同意见。

7月28日，彭德怀重温了7月26日在小组会上所做检讨发言的简报，他感慨道：“在此次发言中，有两处内容主席或许会感到些许不适。其一，我提及了经验教训应不断重申，因疏忽而犯的错误易于复现。其二，在结尾部分，我表达了对于党的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重要性的深切感悟。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却是无可辩驳的。”

经过彭德怀的深刻检讨，朱德元帅终于放下心来，语气舒缓地说道：

彭总在发言时的态度显得诚恳而积极。我坚信，他表达得相当畅快。彭总的话语中，有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体现了农民的朴素观念。然而，在座的各位每天都勇往直前，又哪有不改变的道理呢？彭总的观点中难免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正是由此而来。

众人对彭总的指正确有其理，彭总今日亦显得更为开放，对大家的批评意见能予以接纳。昔日，此类讨论往往难以深入，甚至演变为争执。我坚信，经此一会议，我们思想与认识得以统一，自当不再将错误视为沉重的负担。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自我批评显然并未达到毛泽东的期望。7月26日，中央办公厅再度发出通知，宣布会议将延长进行。彭德怀这才领悟到，若不进行全局性的深刻检讨，会议恐怕难以画上句号。

于彭德怀倍感煎熬之际，那晚，朱德再次造访其居所。彭德怀不禁泪水涟涟，向这位资深战友娓娓道来心头积压的冤屈与烦闷。

朱德的心情亦沉甸甸的，他向彭德怀提醒，不可将问题过于简化。现今处理事务，已无法再沿用战争时期的旧法。时移世易，他建议彭德怀应与毛泽东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彭德怀感慨道，他与毛泽东已无法沟通，但他对朱德立下誓言：为确保党的声誉、党的福祉，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他必将严格自我反省！闻此，朱德面露喜色，建议彭德怀致电北京，召集主任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前来协助撰写检讨书。

彭德怀采纳了朱德的提议，在三天后，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焰以及秘书郑文翰一同踏上了庐山的旅程。7月27日，毛泽东亲自派遣秘书前来，接彭德怀至美庐会面。

彭德怀步入会客室的门口，不禁微微一滞：这并非仅仅是毛泽东单独与他促膝长谈，而是山上所有常委成员齐聚一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林彪。至于此次会议中朱德、林彪所发表的具体言论，目前尚未查阅到相关资料。

7月30日清晨，毛泽东亲自将聂荣臻与叶剑英两位同志召至身边，指示他们与彭德怀进行交流，期望彭德怀能够在会议中依照毛泽东所设定的基调进行自我反省。

7月30日傍晚时分，聂荣臻与罗瑞卿漫步之际，偶遇彭德怀，遂同行。聂荣臻率先与他致意，询问彭德怀对毛泽东重要讲话有何见解，彭德怀回应道：

唉，我已将一切交由天命，随遇而安。有人指责我“急于发难”，听上去似乎颇合逻辑，实则与事实不符，这让我难以接受……

我直言不讳，坚决不掩饰立场！主席所列举的那些所谓罪状，在我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分明有人在背后暗中操纵！”

察觉到彭德怀尚未转变观念，聂荣臻便劝慰他：“不妨从思想上深入思考一番。”彭德怀以他处理争议问题的一贯风格回应道：“是非对错，终将由他人评断，时间久了，真相自会水落石出。”

鉴于毛泽东先前已有所指示，要求他劝彭德怀进行自我反省，聂荣臻便建议彭德怀“着眼全局”，撰写一份书面陈述，意在促使彭德怀自发进行检讨，以期获得毛泽东的宽恕。然而，彭德怀对此予以了拒绝。

31日的清晨，彭德怀便在门口悠然挥洒太极拳的拳法。此时，聂荣臻与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一同前来看望他。

关于本次会晤的细节，各方当事人均有详实记录：在8月3日的小组会议中，聂荣臻回顾了当时的劝说情形：“我们共同提及了他的性格刚烈不驯。剑英同志感慨地说：在毛泽东同志尚在世时，你便如此桀骜不驯，将来党内又有谁能约束你。剑英同志言及此处，情绪激动，甚至潸然泪下。”

叶剑英的言辞背后有其深刻含义。根据黄克诚在其《自述》中的描述，毛泽东曾以玩笑的口吻对彭德怀说：“老总啊，我们不妨订个规矩，我去世后，你务必保持稳定，不兴风作浪如何？”随后，在庐山会议期间，叶剑英创作了一首诗，以此抒发自己的情感与观点。

庐山云雾弄阴晴，

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左，

东方红后见分明。

此绝句尾联隐含了老帅们及老同志是否曾支持彭德怀之提案，抑或是“东方红”之后，那五位倾向保守的“五老”对事理是非所抱有的期望。他留给后世一个有待阐释的悬念。

彭德怀在其后续撰写的笔记中，同样记录了聂帅与叶帅前来看望他的情景，并倾诉了彼时他内心的深沉哀痛。

“他们劝诫我，即便批评中存在些许失实之处，只要总体上对党和人民有益，便无需拘泥于那些细节。”

他们言道，你素来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任劳任怨的品质，其中任劳尚易，而任怨则尤为艰难。今日在此进行自我批评之际，正是展现这种任劳任怨精神的时刻。

这场交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最终双方含泪告别，场面感人至极。

我对他们的慷慨援助深表感激，已下定决心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省与审查。

即便他们离去，我心中的痛苦依旧难以平息。今日之事，并非仅仅关乎默默承受劳苦，更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以利于人民福祉与党的利益。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果不会止步于‘左’倾，反而可能加剧‘左’倾的风险。比例失衡的状况将愈发严重，进而严重挫伤群众参与生产的积极性。

我致主席的信件，不仅未能如我所愿，反而产生了与我初衷相反的效果，这无疑将成为我无法推卸的罪愆。

7月31日至8月1日，林彪对彭德怀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然而，他也做了一件令彭德怀感到欣慰的事情。

7月31日，毛泽东于其住所“美庐”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包括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彭真、贺龙、彭德怀。此外，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位同志作为列席代表参与了旁听。

会议自上午10时50分持续至下午5时，午间亦未停歇，与会者仅以几笼包子果腹。当日的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并主要由他发表讲话，彭德怀同志予以回应，故而其他与会者的发言相对较少。

会上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系统地讲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集中批评了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提出彭德怀同他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

彭德怀解释道：

“政治与情感，你似乎将二者紧密融合，而我尚未达到如此境地。”

你评价之高，我尚未充分领会，因而难以跟上步伐，落在了队伍的后面。

许多历史事件，我无笔记，文件已焚。

尽管在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并不能说我们的感情有所疏离……主席昔日曾惠赠我两本著作，《左派幼稚病》与《两个策略》，其中的批语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始终珍藏着。

他意在表明，毛泽东自幼便成为其尊崇的导师，对他怀有深厚的敬意，且对毛泽东将他们之间的交往归结为三七之比的观点持有异议。

随后，彭德怀勉强回应道：“在我看来，我与主席的关系可谓是各占一半。”

毛泽东主张“三七开”。

查阅李锐所著的《庐山会议增补实录》可知，在该次会议中，除了彭德怀元帅发言之外，林彪元帅亦曾数次打断发言进行插话。

一次，针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指出：“百团大战体现了大战的思维模式。”

在一次毛泽东阐述“你提出发表信件却显得不悦，或许并不尽然。撰写此信的目的正是在于争取群众、汇聚力量”之际，林彪紧接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与此同时，他亦对平型关战役中所遭遇的挫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

8月1日，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2周年纪念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照常举行，与会人员依旧。会议自上午10点持续至下午5点，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进一步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梳理与清算。

然而，在这一天，朱德与林彪均得到了充分的发言空间，贺龙亦得以穿插数语。发言的序幕由朱德揭开。他的言辞颇具平和之态，主要围绕信件内容展开，既对彭德怀提出了批评，同时也客观地阐述了其成就与长处。

言犹在耳，毛泽东便轻轻抬起腿，以指尖轻触鞋面，似是自嘲地言道：“隔靴搔痒。”此言一出，朱德的面颊微微泛红，遂默默收束了话语，直至会议结束，仅是在最后留下了几句结语。

“彭德怀此次前来，实为招募兵员，其野心勃勃，暗中策划，伪善之态尽显，宛若冯玉祥。汝当摒弃个人过度的自信，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

他的言辞中充满了火药味，将彭德怀的问题推向了新的高度，后来的决议案中，更是将林彪的这些话语收录其中。

自林彪定性完毕，毛泽东便占据了大部分发言时间。其话题涵盖之广，自井冈山之役至庐山会议，自军事战略至哲学思考，自马克思的理论至斯大林的实践，从党的历史中多次路线斗争的回顾到苏联经验的教训，无一不涉及。在此过程中，彭德怀亦成为了持续批判的对象。

在毛泽东的诸多言论中，有两段内容与元帅们之间的关联尤为紧密。

谈及会理会议之际，1935年，长征途中，林彪曾致信中央，恳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卸下军事指挥的重任，将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交由彭德怀执掌。

因此，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紧急召开会议，对林彪和彭德怀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彭德怀向毛泽东澄清，他表示在会议召开前，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亦未曾煽动林彪致信。

然而，毛泽东的误解未能消解。在随后的24年里，毛泽东四次提及此事，而彭德怀却未曾介意，亦未曾向任何同志提起，他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秉持“时间久则真相自明”的信念，并未坚持要求进行彻查与澄清，而是让涉及的相关同志自行说明。

在此次毛泽东再度提起那件事时，彭德怀深知自己不得不站出来进行辩白。于是，他回顾了那段历史真相，随即将视线转向林彪，开口道：

“鉴于主席屡次提及会理之事，此次务必查明真相，否则即便跳入黄河也难以洗脱嫌疑。林彪同志，请您发表意见，您所写的信件是否与我彭德怀有关？”

鉴于当事人亲自在场，或许林彪意在澄清自身与彭德怀之间的联系，力证二者在历史长河中并无瓜葛。无论如何，他直言不讳：“此事我未曾与彭德怀商议，信件系我独立作出决定撰写。”

彭德怀对于林彪的表述似乎充满了感激之情。会议结束后，他喜形于色，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天，林彪在会上为我们消除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历史误解。”

1962年，在致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及此事时明确指出：“林彪同志郑重声明，该信与彭德怀同志并无关联，彭德怀同志写信时彭不知情。”

毛泽东曾数次提及彭德怀与其它元帅之间的不和，指出：“你与他人关系若处理不当，即便有十位元帅，又有哪位会在眼前与你为伍？”

尽管其他元帅的经验或许并不比你更为丰富，且年岁也不及程普（三国时期东吴的一位资深老将——编者注）那般资深，但元帅却能将众人紧密团结在自己身边，化解了种种隔阂。

“许多人指出，你时有谎言之嫌，怀揣野心。在长征岁月，你曾言，入党、拯救中国，舍我其谁。然而，入党之后，你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似乎应当有所表露。即便在党内，亦不乏轻视一切的思想，热衷于挑战权威……”

你善于灵活变通，虽不及张国焘之愚蠢，却是一位智者。面对不利局面，你懂得主动调整策略，及时转变方向。

在王明主持的六中全会上，你应迅速抽身，迅速登岸，用石块击打船只，以此彰显你的立场与众人不同……

个人的雄心壮志、政治立场以及灵魂的深度，若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潜藏的风险便随之而来。那便是一个未能驯服的党员……

平日里看似鲁莽粗犷，言语间却从不轻易失态，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并非真正的张飞之流。本质上，他是一位老谋深算、狡猾多端的人物……

您的来信一方面对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而将缺点视为次要。在您的思想中，缺点的存在似乎更为根本，相比之下，成绩显得不那么重要。

表面善意，实为找茬，隐秘档案，监控。这份告状文书，旨在揭露党的弊端。其目的在于通过公之于众来争取民心，若隐匿不报，则存于档案之中，意图之深，实为恶意的体现。

林彪将彭德怀与毛泽东进行对比。

未来，让我们将动机保持得更为纯粹，深信党的领导，衷心拥护毛主席，强化党性修养，而对自己信念的依赖则应适度降低。

政治领域摒弃了另起炉灶的作法，不再自诩拥有所谓的绝对正确。唯有中央以及毛主席的思想体系被认定为准绳，以此为指导引领革命事业。

摒弃个人过度的自信心态，摒弃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唯有毛主席堪为大英雄，他人切勿生此非分之想。你我之间相距甚远，此种念头切勿滋生。我们都是军人，肩负着重大职责，无需追求虚妄的英雄之名。

务必谨记，最关键的是避免自满与个人英雄主义，否则将难以真正尊重党的领导，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遑论对元帅的信任。”

林彪讲话受毛泽东好评。

经过连续两日的常委会批判，彭德怀理应深知，他所面临的问题已远非一封内容存在“失误”的信件所能概括，其复杂性已显著加深。显而易见，单纯的检讨与认错已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组织上恐怕还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此，在8月1日的会议即将落幕之际，他主动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这并非是为了抗拒而采取的手段。朝鲜归来之后，便心生退意。军队事务繁杂，科学技术领域深不可测，不深入了解便难以作出决断。我早有此意，绝非逆反，恳请谅解。”

他解释了写信之事。

“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未曾与他人细谈。至于是否需要登记备案，以及是否真的如大家所描述的那样系统化，我目前尚难以认同。”

不欲发表。

我坚定支持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政策。尽管面对挑战时，心中难免会有动摇和犹豫，但声称我反对这两者，那纯属无稽之谈。

如此发展下去，实乃险象环生，恐致小资产阶级篡夺无产阶级的权力。

若主席于23日缄默不语，恐将引发骚动。其承认内心思想纷乱，立场亦显动摇，似有摇摆不定之态。终于，彭德怀向毛泽东郑重提出了他著名的“三项承诺”：

无论对其采取何种措施，“一、决不自杀；二、绝不做反革命；三、若无法工作，可返乡耕种，自力更生。”

然而，在整场过程中，毛泽东并未提出任何观点。

8月2日至10日，林彪元帅在公开场合首次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其他各位元帅也纷纷提交了书面的评论。

8月2日拂晓，第八届第八次中央全会正式拉开帷幕，会议在庐山人民剧院举行，该剧院正是昔日蒋介石所设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故址。与会人数总计162位。

“我已身陷污名，此次更决心自清其名。如此一来，方能彻底肃清军中不良风气。”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日益明显的分裂趋势。正如我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代表会议上所提到的，这种危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二是党内的分裂风险。尽管当时尚无明确的征兆，但如今，这样的迹象已开始显现……”

他的这一论断，使得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刚刚攀登山巅的代表们，深切体会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尽管毛泽东并未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彭德怀，但林彪却代为完成了这一任务。

鉴于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最后一拨人于8月1日方才启程登山。他们对会议形势的变动仅有轮廓性的了解，而对于细节则一无所知，尤其是关于两次常委会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内容，更是茫然无知。

遵照毛泽东及中央常委会的指示，8月4日之夜，由刘少奇负责主持，周恩来、朱德、林彪等领导人一同出席，对夜间上山的人员进行了7月31日及8月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内容的传达。

总体而言，其立场偏向右倾，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持强烈反对态度。他倾向于放大问题，抹煞成就，对大炼钢铁、创办人民公社等举措均表现出质疑和否定。他所散发的情绪和发表的言论，无不流露出消极悲观，令人泄劲。

林彪还直接把问题拔到了反对毛泽东的高度，他说：

尽管他未曾直接提及毛主席的尊名，然而在种种言辞之间，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其攻击的矛头指向异常清晰，那便是针对毛主席，对党的领导核心的质疑与反对。

他竟敢公然辱骂党的领导，诋毁中央的决策，甚至污蔑毛主席……此行为不过是假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之名，实则是对党的权威和毛主席的尊崇发起挑战。”

言毕，林彪再度将自己在常委会上的言辞复述一番，所异者，此番他以政治局常委集体共识之名义，而非个人见解之形式发表。他言道：

我们这几位政治局常委的观点大致一致，即揭露他在思想意识及个人品质方面的不足，这其中也包括对组织观念的缺失。

他怀揣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内心深处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英雄。投身革命，这一举动背后，蕴含着极大的个人抱负。

毛主席堪称当之无愧的伟大英雄，他亦自认英雄本色。然而，自古以来，双雄难共天地，于是便有了反毛主席的论调。

最终，他将毛泽东的形象抬出来，用以强调彭德怀问题的严重性。他言道：

“毛主席对此问题及其思想态度极为重视。在本次会议中，这一思想倾向显现，已成为党内一种明显的右倾政治风险。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将严重动摇和破坏我们的总路线与大跃进方针。同时，从长远视角来看，这亦是我们党内的一大隐患。”

林彪发言结束后，朱德紧接着发表了大约十分钟的讲话，他言辞道：“

“在会议的前期，我们的任务是充分阐述成绩，深入剖析不足，以确保工作的顺利部署。本以为会议将就此结束，却不料出现了（彭德怀）所写信件引发的议题。”

起初，我主观臆断，认为这封信并非彭德怀同志深思熟虑之作，乃是一时兴起之举。然而，如今看来，情形并非如此。

经过两天常委会的深入讨论，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算。主席在此次会议上，回顾了过去的30年，将其划分为三七的比例。其中，三成为合作，七成为不合作，表明他并未全然站在中央和主席的一边，对中央的拥护程度有限。

主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三七划分，其阐述详尽而透彻。个人英雄主义与经验主义，彭本人亦已坦白承认。

当前，毛主席执掌国家大政，若有人反对毛主席，或是要求毛主席退位，在我看来，无人会予以赞同。德怀同志对总路线产生动摇，其根本问题在于未能深刻理解群众，亦未真正认识党的本质。他的最大失误，便在于此。

今夜的通气会，自七点半始，直至十一点钟方休。林彪的发言占据了会议时间的大部分。在其整个讲话中，并未直接提及“彭德怀同志”这一称谓，而是以“他”来代指。相比之下，其他三位常委在发言中均以“彭德怀同志”来称呼。

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对于界限的划分是多么清晰。关于彭德怀，他被称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这种观点是林彪在常委会上确立的基调。然而，他并未直接点明，而是委婉地说其他常委也有类似的看法。

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即问题已不再是反“左”，而是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进攻，以及政治局常委会议确立的基调，全会自8月3日起，划分为六个小组（随后合并为三个小组）展开会议讨论。讨论重点是对彭德怀等同志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并将批判的视角从思想认识提升至路线斗争的层面。批判的范围亦从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扩展至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标志着进入揭露和批判“军事俱乐部”的新阶段。

得益于“通气会”的明确基调，8月3日至6日的小组会议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内容几乎无不充斥着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与谴责的言辞。

将领们自亦无外，以贺龙元帅为例。在8月3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时间不过数分钟，字数约在五百字左右。

我认为彭德怀、张闻天同志所面临的问题极为严重。这不仅是因为党中央政治局内部出现了问题，而且问题并非仅限于个别成员，而是涉及到了两位同志。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遭遇困境，副总理、部长乃至副部长均卷入其中；尤为严重的是，我国军队的领导层，包括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亦陷入问题漩涡。

德怀同志所撰信件，在我看来，实为一部反党宣言。往昔数次，他在关键节点屡现动摇，对毛泽东同志心怀不满，更成为错误路线的追随者。

此番，他急不可耐地掏出那份反党纲领，其矛头显然直指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同志在自我反省时，仅承认其出身于旧军队，并自认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存在越级汇报的“犯上”之嫌。此外，他还将自己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比作学生与师长，自诩为一位顽皮的学生。然而，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

他也坦承自己属于经验主义者，然而，似乎他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尚未被彻底挖掘与展现。

午后的闲暇时光，贺龙与聂荣臻再次将彭德怀的办公室主任王焰及秘书郑文翰召集，就彭德怀此次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恳请二人协助彭德怀撰写检讨书，期望他能顺利渡过此次难关。

《贺龙传》一书的作者顾永忠，在其著作《贺龙与共和国元帅》中明确记载：

在小组会议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诸位元帅均发表了简短的表态性言论。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根据目前公开可查阅的资料，无论是李锐当时的记录，抑或是后人的研究；无论是当事人的追忆，还是他们的传记记载，均未能觅得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的具体发言内容。此情形使得我们难以精确把握他们对彭德怀将军的真实态度。

无疑，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那就是他们的言辞并不尖锐激烈，否则在李锐和彭德怀的自传中，理应能找到相应的记录。

面对众人的指责，彭德怀除了作出必要的澄清，并未选择进行进一步的辩解。他深知此次会议的实质在于意图抹黑他，彻底消除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因此选择了采取“有求必应”的策略。

8月3日，他着手与秘书研讨起草第三次反省报告的具体事宜。翌日，于小组讨论会上，得悉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对其言辞表示出同情，遂即插言道：“我始终坚守革命信仰，即便遭受批斗，我也能承受，只要不被开除党籍，亦或免于一死即可。”

8月6日，他在小组会议上再度进行自我反省，为了尽量与大家的批判基调保持一致，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过于夸张的检讨。尽管他“承认”7月14日的信件属于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否认这封信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只能违心表示，信中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向广大干部和亿万民众泼冷水，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不当的批评。

在本次反省中，他巧妙地驳斥了“野心勃勃”、“野心家”的指控。8月7日清晨，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重申了他在常委会上的批评内容。彭德怀回应道，根据会议对他的批评意见，他已不愿继续从事军事工作。

此刻，毛泽东的思绪与常委会上的言辞已有所差异，他向彭德怀透露，近期他也对此事深思熟虑。闻听此言，彭德怀于当晚便示意秘书代笔，草拟了一份呈递中央的报告，恳请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并请求取消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8月10日，彭德怀称：

我早有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念头。如今得以卸任，我心中甚感欣慰。

黄克诚身为参谋长，其离职无疑是对军队的重大损失。此举可能导致部分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

目前，诸多核心条例已然成型。若能在数年之后，同时完成战史与军史的编纂，那将更加完美。

8月11日至16日，彭德怀同志在全会中首次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自我批评，最终“顺利通过”了审查。

8月11日的午后，全体会议召开了一场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被他自称为“批判文章”的冗长演说。在此次讲话中，他全面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处理他们问题的原则性观点，此举直接指导了全会剩余几日的定案进程。

毛泽东向与会者提出了两项议题供讨论，其一涉及彭德怀等人职务是否应当调整，其二则是关于是否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

他表示，部分同志，尤其是来自军队的同志们，提出应立即解决此问题，若需召开会议，则应提前发布通知。对此，我持支持态度，认为会议应当召开。

依照毛泽东于8月11日发表的讲话中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会议日程的具体部署，8月12日全体会议暂停一天，以便彭德怀及其他相关人员有充足时间对大会进行自我检讨并准备发言。

对彭德怀而言，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极大的折磨。他曾向身边的人坦言：“此刻，若要我全面检讨高饶事件中的失误以及军事俱乐部的相关事宜，这两大问题无疑是我难以逾越的难关。”

13日下午，全体大会召开，彭德怀同志进行自我检讨。此次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担任主持。彭德怀同志的发言，系其在会议上首次以书面形式完成的自我批评。

在会议进程中，彭德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自我审视，他对于会议上针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予以了充分的接纳。他诚挚地表示：“过去一个月会议中对我的批评，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教育作用，这是我生平首次接受如此深刻的指导，我衷心感谢同志们耐心细致的教诲与支持。”

随后，我们需深入剖析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他在历史长河中犯下的数起路线偏差，并探究为何在历次事件中，对他的观点未能充分理解、认同，或是支持与执行力度不足的原因。

审视了与高岗的联系，特别针对自抵达庐山以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失误进行了深入核查，并对7月14日的信函予以认可，实际上它表达了对总路线、中央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反对立场。

他表示：“我持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主要体现于：将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忱，误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将已经得到纠正或正在纠正中的错误过度放大，视为‘左倾’思想倾向和‘政治错误’。”

把9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这种攻击，正是处于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

倘若这些荒谬的观点扩散开来，源自资产阶级的立场并抵触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我实则沦为了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代言人。此次错误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非我个人的偶然失察，更在于它是一项精心策划、有组织的行为……

他说，犯错的原因，除却政治思想的右倾偏差之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夹杂了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此外，还包括个人英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错误的根源，则在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未能得到彻底改造，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未真正得以确立。

彭德怀表示：我毅然决然地摒弃了那封信中的立场与见解，彻底消除了对毛泽东同志的任何成见。我回归党的根本立场，彻底重塑自我，重新塑造人格，全心全意地拥护党中央，支持毛泽东同志，坚守总路线。我将永远成为党的忠实工具，诚实勤恳地为党服务，并愿将余生全部献给党的事业，忠诚不渝地为之奋斗！

最终，他郑重指出：“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的坚强武器，若落入我等手中，实乃极大的隐患。我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恳请撤销我担任的国防部长及军委委员职务。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处分，并恳请党组织指派我至认为合适的工作岗位。”

8月14日的上午，各小组展开了会议，就全会的数份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自十点起，大会正式拉开序幕，由朱德同志担任主持人，黄克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会议内容从批判黄克诚同志扩展至彭德怀同志，直至下午一点才缓缓落下帷幕。在会议结束之际，朱德同志仅是宣布了散会，并未发表其他言论。

8月16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迎来闭幕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继续从理论层面深刻批判彭德怀。此次会议中，毛泽东谈及了彭德怀与两位其他元帅之间的关联。

一个是贺龙。毛泽东说：

昔日，彭德怀对贺龙亦存疑虑。甘泗淇前往华北局寻求指示，返程途中，他们五人联名致信于我，声称贺龙同志在政治上难以信赖，建议将其送往莫斯科深造。

这不就是让萧克顶替上去吗？六军团和二军团可是各自为政的两大势力……

彭氏目光短浅，仅信赖少数亲近之人，此种行径实为资产阶级之流。即便成就显赫，亦难以持久；若高岗侥幸成功，亦难以长久维持。

第二个是林彪。毛泽东曾言：“若是担心对你失去信任，不妨发放转业费用，以示诚意。”

鉴于这是会议的最后一日，且彭德怀已决意接受“错误”的定性，故而毛泽东发表上述言论时，他并未发表任何异议。

在本届会议中，彭德怀同志就中共中央新近通过的《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进行了最后的自我反省，并明确阐述了个人立场。

他表示：“我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就我个人错误所做出的决议表示完全赞同并全力支持。”他全盘接受了决议中对自身错误进行的深入分析与严厉批判。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

会议作出决议：免去彭德怀同志国防部部长及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同时任命林彪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抵达北京后，随即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中，彭德怀元帅毫无争议地继续承受批判，与此同时，另一位元帅——朱德，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9月11日，朱德不得不在会议中作出自我批评。此次检讨的起因，在于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表示了同情。徐向前亦对此予以确认。到了1986年11月30日，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朱德同志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刻揭示了民众的苦难，对于“大跃进”期间的部分举措，他勇于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却不幸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始终将国家大局放在首位，从容面对，即便遭受委屈，也绝不怨天尤人。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其中正式宣布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策。

我国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副主席则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同志共同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包括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同志。军委的日常工作则由林彪同志主持。

至此，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排名第二的彭德怀元帅退出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视野；而位居第一的朱德元帅，因未能准确“领悟”毛泽东的意图，亦被免去军委副主席一职，仅保留军委常委的身份。

位居第三的林彪，鉴于其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及对彭德怀的猛烈批评，荣获国防部长一职及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头衔；而贺龙，由于与彭德怀在观点上存在分歧，实则对毛泽东予以了支持，终获军委副主席之位，仅次于林彪。林彪离京期间，贺龙担起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