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被人称作“黑帮”的队伍,规模说有百万,干的却是朝廷的运输和情报活儿;一个草根出身的官员,不靠科举,却成了皇帝的左手右臂。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台前是秩序,幕后是刀锋。问题来了:雍正为何不仅没有拆掉这支“黑帮”,反而把烫手的差事全交给李卫?这一笔“黑白并用”的账,究竟怎么能算得清?
一边是正统官僚皱眉,说李卫靠的是“混江湖”的人;一边是实打实的效果,盗匪退,盐税涨,粮道通。有人断言,这是饮鸩止渴;也有人拍桌子,说这才是解渴良方。更刺激的是,有位身份不低的王爷曾伸手碰税银,众人噤声,李卫却摆出了一个“看得见的提醒”。云南那边更像火炉,谁去谁烫手,李卫提刀上阵。他到底凭什么敢硬刚?他又藏了什么底牌?
先把时间拨回到雍正初登大位。那时税负不均,贪腐蔓延,盗匪四起,私盐横流,像一口锅,盖焖不住,汤汁外溢。雍正心里明白,靠八旗子弟和世袭贵胄,是跑不快的马。于是他换思路,不看出身看本事,谁能把事办成,就是谁。李卫出场了,出身商家,书读得不多,早年花钱捐个小官。看着不“正规”,手脚却利索,遇到麻烦不绕弯,善于出奇招。普通百姓怎么想?能按时吃上米,夜路少点惊心,谁管你是什么出身。盐商怎么说?只要规则清清楚楚,路上不丢货,交的税别被人截胡,就能踏实做买卖。
情况似乎稳了。李卫在云南先拔掉最凶的匪首,再把余下散兵游勇收编为“漕帮”,专跑运输,顺带打探风声。哪家粮仓短两斗,哪条河道有人偷盐,这条线索像网,一拉就有收获。运输畅通,国库见银,地方治安见效,民间传起“走夜路也敢吹口哨”的玩笑。表面像是风平浪静,可水下的暗流没停。随着队伍壮大,议论也多了:这不是朝廷版的江湖会党吗?靠一支“灰色部队”撑起半边天,哪天要是尾巴大过身子,谁兜得住。朝中不少官员拿着“规矩”说话,质疑把边缘人收编,等于放进体制的后门。也有人提醒,这样做是补传统官僚的短板,临时搭桥,先过河。雍正的态度耐人寻味:能办事的,他敢用;但他不放手不放眼,暗中派人盯着,定期查核,防止失控。李卫知道天平在哪,做事紧贴皇帝脉搏,从不自立门户。紧箍咒戴着,步子照样迈。可是问题摆在那儿:靠人盯、靠威望压,能撑多久?当年积弊不是一天形成的,今天的招数也不可能一夜见底。李卫暂时收住刀锋,以稳为主,反而让外界觉得事态缓了下来,这就是低潮的错觉。
真正的转折在那只“柜子”。某位亲王染指税银,官场一片默契沉默。李卫不写密折,不搞暗访,直接在账房摆柜子,牌子挂上“某王盈余”,把见不得人的钱箱拉到阳光下。谁能否认?谁敢追究?这招不是阴招,是阳谋。矛盾立刻拉满:王府颜面挂不住,官场风向紧张,朝野哗然。可一旦摆到台面,事情就退不回去。雍正看得清楚,制度的孔在哪里,权贵的手伸到哪儿。对李卫,他不仅没有斥责,反而更加刮目相看。之前埋下的伏笔这时对上号:敢做事,更敢公开做事;受用的不是狠,而是把黑暗拖到亮处。这一下把争议推到顶点,也把李卫的牌面翻到了正面。他不是替黑护短的人,他是拿黑去缝体制破洞的人。
风波过后,表面又恢复平静。漕运照走,盐税照收,治安照看,似乎一切重回轨道。但真正的难题在后头:这支被贴上“黑帮”标签的队伍,该如何安放它的未来?当年为解燃眉之急临时搭的桥,能否变成正经的大道?一旦换将,是否会散成沙?另外,跨省协同是新问题,信息多了,管理更难,谁来对谁负责,谁来兜底,制度要不要改,官员利益格局怎么调。这些都不是几道命令能解决的。意外的阻碍还在扩散:传统官僚对“非常手段”依赖的担忧变强,担心一旦成习惯,就挤压了常规制度的空间;地方上有人借“漕帮”名头行便利之事,监督成本上升;商人夹在规制与灰色之间,担心规则再次变化。支持与反对的分界线更清晰了。一派认为先把路修通,效率最重要;另一派强调规章先行,程序必须正当。两边谁都不服气,针尖对麦芒。和解看着不远,其实很远。
直说吧,这个故事就是把不那么规矩的办法,用在一个更不规矩的时代。有人夸这是高招,借力打力,从乱局里抠出了秩序。站在反方看,难道天下要靠“帮会思路”才能运转?今天靠某个人的勇猛,明天还得靠谁的胆子?一边强调制度治理,一边又赞赏破格操作,这里头的矛盾不小。表面上说是临时权变,夸着夸着就成了常态样板,这样的“好办法”,恐怕夸得太早了。
效率优先,还是规则优先?是用“黑白并用”的折中法,先把事办成;还是坚持一步一印,宁愿慢点也不走偏门。有人说结果说明一切,有人说过程决定未来。你更接受哪一种?欢迎把理由摆上来,别只投票,讲讲你心里的那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