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起义震撼关中！张凤翙携革命军，以地方治理与文化教育铸史

同是同盟会出身，命运却并不按同一轨迹展开。有人如钱鼎，1911年便以血洒西安，留下“烈士”碑铭；有人如井勿幕，1918年在派系斗争的黑暗角落里猝然遇害；还有人如张钫，转战国民革命军，直到1949年起义；而张凤翙这一支线，既经过火线，也走过庙堂，最终在1958年以七十七岁之龄寿终。他身上，能看到清末“读书人与武备”两股潮流的合流，也能看到辛亥后地方权力、学术建制与国家重组在西北落地的过程。

同盟与命运的岔路口

1904年前后，许多中国青年赴日本求学。那是一个在帝国崩解边缘、天下大势日趋激荡的年代。张凤翙，字翔初，1881年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原籍河南沁阳县。早在清末乡试体系尚存的日子里，他考中秀才，且名列咸宁县同榜第一。按照旧式路径，他本可在科场与地方书吏间稳步求进。转折发生在1902年，他进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此后又在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至日本振武学堂和士官学校骑科深造。与不少留日青年一样，他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盟既是政治誓约，也是命运同盟。钱鼎（1884-1911）与张钫（1886-1966）在此后与他并肩于西安起义，井勿幕（1888-1918）则成为陕西支部的支部长，而张凤翙为副支部长。四个人，在同一组织的旗帜下出发，却站上全然不同的终点。

从秀才到武人

在旧制度中，秀才是科举体系的入门级功名，代表读书人的门槛与乡里声望。清末新政推动军政体制的更新，“新军”与“武备学堂”成为另一个吸纳青年的通道。选择武备，不是背弃“文”，而是以新知识、新技术改变旧国家的尝试。日本士官学校的骑科重操骑兵学与机动战术，振武学堂则强调现代军制训练。归国后（1909年），张凤翙的履历同时有文与武的痕迹：先在西安府衙缮写，再入陕西新军督练公所任委员，旋即转入北洋陆军第39混成协，任参军、参谋兼第2标第1营管带。所谓“管带”，大抵相当于营一级的主官，既需懂战术，也要管人心。对比钱鼎，更多是奔突于革命组织与前线；对比张钫，后来走的是国民革命军系统内的正规化上将路径；而张凤翙在辛亥爆发前，已经在制度内外两端练就了调度、筹划与指挥的基本功。

起义之晨：西安城里的接力

1911年10月，武昌城枪声北传，关中空气突变。张凤翙与钱鼎、张钫等人发动“西安起义”，他被推为临时总指挥。这一“临时”，压缩了成败转瞬即逝的危险，也凸显既有军政关系网的重要性。有人负责联络新军，有人稳住城中局势，有人安排后续的军政秩序。钱鼎终以“辛亥革命”烈士之名定格在同年，张钫则在此后不同政权与军队体系中一路转换，直至1949年起义。不同的尾声，使得同一场起义拥有多重意义：或成牺牲的注脚，或成出仕的开端。

治与学：都督与大学的并行

辛亥革命胜利后，地方军政的权力重组步步推进。张凤翙相继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兼陕西民政长（省长）、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早期民国的“都督”，多承担军政合一的省级权力，既要安民，又须防变；一边是“复汉”的革命理想，一边是财政、治安、人事的繁杂现实。他还出任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副支部长（支部长井勿幕），随后又以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都督。革命者接过旧官制的权力，既是妥协，也是试图用制度化手段稳住局势。

在这一串公职之外，有一件事能更清晰地透露他对地方公共面的看法——他经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后，全力以赴地创办了西北大学。省际协调、财力紧张、教师来源、学科建设，件件都需从头搭起。大学之设，不只是学问的屋脊，也是地方精英与新国家之间的纽带。在西北这种边地视角更为强烈的区域，西北大学为人才培养与学术引介开了口子。回头看同盟会系统内的另两位：井勿幕在1918年因派系斗争遭暗杀，功业未竟；张钫的精力多投射于军队系统。相较之下，张凤翙对“建政—建学”的双重投入，构成他履历的独特侧影。

战时的退与进：从枪炮到议席

全国抗战时期，很多在省级军政领域活跃的旧人，或隐或显走向社会与咨询岗位。张凤翙先后任西安菊林中学董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陕西省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是战时的国家咨询机构，代表性成分广泛，强调团结对敌；而省参议会则是省级层面的议事平台。对于一位曾经握有军政权力的人而言，退一步进议会与教育，是战时政治生态下的现实选择：前线由将领主持，后方需要安定与社会整合。这种“去武化”的姿态，也使他在战后不必再与白热化的党争捆绑太深。

政局骤变中的再选择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急速逆转。此时，他拒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一职。拒绝，不必解读为骤然转身，而更像是一种对即将失衡的权力格局的谨慎距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彼时的“军政委员会”，是华北、西北等大区层面的过渡治理机构，兼具军事掌控与行政管理功能。进入省级层面，他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1954，主席马明方、赵寿山），再在1954年至1958年任陕西省副省长（省长赵寿山）。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进入新制度的最高权力场合。对照同盟会出身的其他人，这是一条跨越三个政治时代、而个人身份始终未被极端化的路径。

人物的余音：文学与史事的交汇

张凤翙的名字，不只留在公文与编年里。小说《白鹿原》描写西安民主革命的故事时，反复提到一位革命军主要人物“张总督”。那个“张总督”，就是辛亥前后在陕西执掌军政、后来又多次转身的张凤翙。文学不必为史实负责，但文学会选择那些最能说明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一个从秀才转为军政枢纽、再转为教育与咨询角色，最后在新中国继续从政的人物，恰好能承载“旧秩序如何被改造”的叙述需要。

制度的几重门（小科普与背景）

- 清末秀才：科举中的最初功名，代表从童生转入正式生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张凤翙以“咸宁县同榜第一”的名次出身，说明其早期学业与乡里评价不低。

- 新军与武备学堂：清末新政引入德日军制，地方设武备学堂培养军官。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是此类学校之一，为地方新军输送骨干。赴日的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骑科，则是近代军事化训练的更高阶段。

- 同盟会与地方支部：中国同盟会在各省有支部，承担组织、宣传与策动职能。井勿幕任陕西支部长，张凤翙为副支部长，既反映他在当地网络中的位置，也说明革命初期的组织链条。

- 都督与省政：辛亥后“都督”往往军政合一，省级军政权力集中于一人，后续则逐步被北洋政府纳入更规范化的“督军—省长”架构。张凤翙“陕西都督（北京政府任命）”的经历，置于再中央集权的背景中，更显复杂。

- 国民参政会与省参议会：抗战时期的参政会，是团结抗战的咨询机关，成员包含不同党派与社会贤达。省参议会则为省级立法咨询机构。

- 解放后大区与省政：新中国初期设军政委员会统摄大区，随后过渡到行政委员会，再到各省人民政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确立新宪制下的权力结构。张凤翙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后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正好贯穿这一制度演进。

三条对照线：牺牲、浮沉与善终

如果把辛亥同盟会在陕西的一线人物放在同一画面里，可以看到三条命运主线。钱鼎为“辛亥革命”烈士，生于1884年，殉于1911年，短而决绝；井勿幕生于1888年，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却因派系斗争遭暗杀，革命身后的政治沼泽将其吞没；张钫生于1886年，在国民革命军体系内升至陆军上将，1949年起义，再度转向。张凤翙，1881年至1958年，活过帝国、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制度，履职跨度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兼陕西民政长（省长）、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到“陕西都督（北京政府任命）”“中国国民党秦支部支部长”，再到“西安菊林中学董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陕西省参议会议员”，最后在新中国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1954，主席马明方、赵寿山）、陕西省副省长（1954-1958，省长赵寿山）”，并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三条线索，背后是三种处理权力与时代的方式：以死铭志、在军队里辗转寻势、在制度间转换寻找可持续的公共角色。

人心与选择

从他拒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开始，可以看出一种对党务化权力的警惕。他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秦支部支部长”，也曾是同盟会陕西支部的副支部长，对党组织运作并不陌生，但在抗战之后的高压对峙中选择抽身，反使其后来的公共角色空间得以保留。换句话说，他对权力的理解更偏向“可治理”的层面：在省政中统筹，在大学里育人，在战时以参政议席参与，在新国家的过渡治理机构里尽责。此种“稳”的倾向，既与他的早年科举训练有关，也与他在日本受的军制训练有关：组织与纪律，胜过个人的壮烈身影。用史家常说的，彼之所长在“持久而不炫”。

落在地方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张凤翙的许多关键节点都与西安、陕西、西北联系紧密。他出生于长安，任职多在秦地，创办西北大学更是从甘肃、新疆两省出发的区域谋划。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史上，地方并非被动承接，而是主动塑造国家之“形”的前线。革命需要地方起义，建政需要地方秩序，教育需要地方学府，战时需要地方社会自稳，解放后更需要地方干部承接新政。张凤翙的履历，像是在这些节点上不断补齐拼图的一只手。

尾声：一段长路与一抹影子

1958年，张凤翙以七十七岁之龄去世。回望他的一生，从“秀才”到“管带”，从“临时总指挥”到“都督”，从“菊林中学董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陕西省参议会议员”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每一个身份都对应着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他的名字还以“张总督”的形象走入《白鹿原》，在文学与民间记忆里留下可辨的剪影。史料之外，不妨以一句古语作注：“知时务者为俊杰。”但“知时务”并非圆滑，而是能在大变局中找到一条既不背弃初心、又能为地方与国家更稳妥出力的路。张凤翙的路，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