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玉璧”方案惊艳全场，为何最终却被一封急电“拿下”？

文/水波微潋

声明：

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虚构，请读者理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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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你是否想过，我们每日所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那庄严的红地金星、天安门与谷穗齿轮，其诞生背后，曾有过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在1950年那个决定新中国“门面”的夏天，一个由“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倾尽心血设计的国徽方案，以其绝代的风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惊艳了所有评委，却在定稿的前夜，被悄然“拿下”。

这背后，究竟是一场艺术理念的巅峰对决，还是一次关于“国家颜面”的冷峻决断？一份尘封的会议纪要和一封来自高层的急电，揭开了那场隐秘交锋的全部真相。

01

「思成，我还是觉得……不甘心。」

1950年6月初，北平，清华园。一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办公室里，林徽因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打破了满室的寂静。她的脸色苍白，但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此刻却燃烧着一团火焰。

她的面前，从书桌到地板，铺满了数十张绘图纸。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以玉璧、五星、嘉禾、齿轮为核心元素的国徽图案，红金二色，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璀璨。

她的丈夫，时任系主任的梁思成放下手中的放大镜，镜片后的双眼写满了疲惫与忧虑。他走到她身边，轻轻为她披上一件薄衫，叹了口气。

「徽因，这不是画一幅画，也不是设计一栋房子。这是在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画一张‘脸’。这张脸，要让全世界都看得懂，看得明白。」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沉重。

林徽因的眼神中掠过一丝倔强，她用瘦削的手指，抚过自己最满意的那幅设计稿——图案中心是一块温润厚重的古玉璧，璧孔中透出五颗金星，外围由稻禾与齿轮构成的绶带环绕，典雅而庄重。

「难道我们数千年的文化底蕴，还不如几句直白的口号吗？」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我们要做的是国徽，是一国之徽记，它应该承载历史，昭示未来，而不是一幅……一幅简单的宣传画。」

梁思成沉默了。他何尝不明白妻子的心思。只是，几天前从中南海传出的一些零星消息，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同的气息。

一场关于新中国审美与国家象征的顶级较量，已在他们未曾察觉的更高层面，悄然拉开了序幕。而他们，正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

林徽因

02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执念，源于他们用脚步和生命丈量过的中华大地。

那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山河破碎。他们顶着日寇的炮火，奔走于华北、西南的深山古刹，住破庙，吃粗粮，只为在那些千年古建被战火吞噬前，测绘、记录下那些濒临消亡的唐宋遗构。

在山西的佛光寺，他们发现了令世界震惊的唐代木构大殿，梁思成抚摸着那雄健的斗拱，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们触摸到的，是中华文明不曾断绝的脉搏与风骨。

这份经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艺术理念的基石。

当1949年7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时，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开国大典的盛况犹在眼前，但一个巨大的遗憾却萦绕在所有人心头——天安门城楼上，因为国徽未能及时诞生，只能悬挂一颗巨大的红星。

这个空缺，是新中国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形象时，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

任务万分紧急。经过初步筛选，全国政协最终决定，邀请两个国内最顶级的团队，进行一场“命题竞赛”。

一方，便是由建筑学泰斗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小组。他们代表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另一方，则是以美术家张仃、周令钊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小组。他们大多是延安鲁艺出身的革命美术家，参与过政协会徽和开国大典的设计，对新政权的“政权特征”有着更直接、更敏锐的理解。

对林徽因而言，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将她一生所学、所爱、所守望的中华之美，报效国家的最好机会。

当时，她的肺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时常咳血，医生严令她卧床静养。但她却将自家的客厅变成了“国徽设计作战室”，沙发上、桌子上、甚至窗台上，都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红金两色草图。

她夜以继日地研究着中国历代的图腾与纹样，从商周的青铜，到汉唐的石刻，再到明清的织绣。她坚信，新中国的国徽，必须根植于民族数千年的艺术传统，要有“东方系统的庄严大方式样”，要温润、雍容，象征和平与统一，而非咄咄逼人。

最终，她选定了“璧”作为设计的核心。

「思成你看，」她曾兴奋地对丈夫说，「《周礼》有云，‘以苍璧礼天’。璧，是国家最重要的礼器，象征着上天授予的权力，也象征着我们国家的统一、安定与和平。还有什么比它更适合作为国徽的主体呢？」

这个决定，是她艺术灵魂的呐喊，也是她对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最深沉的祝福。

梁思成

03

几乎在清华园的书香里氤氲着古典韵味的同时，位于王府井的中央美术学院，则燃烧着另一团炽热的火焰。

张仃的团队，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作为延安鲁艺的旗帜性人物，张仃的画笔，更多是为革命、为群众服务的“武器”。他认为，国徽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内容”问题，艺术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

「老百姓要一眼就能看懂，外国人要一眼就能记住，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张仃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们的方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直白、热烈的革命激情。最初的设计稿，以五角星、齿轮、嘉禾和地球为主体，后来，受开国大典的巨大成功启发，他们果断地将“天安门”这一全新的、充满力量的政治图腾，置于了构图的绝对中心。

为了增强视觉冲击力，他们甚至大胆地采用了西画中的斜透视画法来描绘天安门，让整个城楼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仿佛正在前进的昂扬姿态。

两条截然不同的设计路线，终于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迎来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会议的小组讨论室里，两个团队的设计方案被并排悬挂在墙上，一边是林徽因设计的十余幅以“玉璧”为核心的方案，典雅、和谐，充满了东方式的秩序美感；另一边是张仃团队设计的以“天安门”为核心的方案，色彩鲜明，构图大胆，政治符号一目了然。

分歧，瞬间爆发了。

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委员为主的代表，纷纷赞许林徽因的方案。“这个璧的构思太妙了，雍容大度，有大国风范！”一位老教授激动地说。

而更多有过革命斗争经历的委员，则倾向于张仃的方案。“天安门好！五四运动在这里，开国大典也在这里，它就代表了新中国！”一位军队代表的发言掷地有声。

梁思成在一次发言中，秉持着学者的严谨，坦率地批评对方的方案：“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一部分，我并不反对。但这个方案的色彩太像庙里的红绿金，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而且用透视画法画建筑，这是西方风景画的手法，不符合我们国徽的体例。”

这番话，无疑加剧了对立。支持“天安门”方案的人则反驳，“玉璧”的寓意过于含蓄深奥，普通工农群众难以理解，甚至有人提出，那个环形很像古代的钱币，用在国徽上不甚妥当。

争论陷入了僵局。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

04

眼看争议愈演愈烈，主管此事的周恩来，亲自出面协调。

6月11日晚，一辆轿车悄悄停在了清华园梁思成家的门口。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约请梁思成到中南海怀仁堂谈话。

书房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没有过多的寒暄，开门见山，明确传达了最高层的意见：国徽图案中，要有天安门。

他的语气温和但坚定，详细解释了选择天安门的理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审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更是新中国成立的宣告地，它的政治意义，是任何传统符号都无法替代的。

这个决定，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他们以“璧”为核心、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设计理念，被从根本上否定了。

梁思成深夜回到家中，看到灯下仍在伏案工作的妻子，欲言又止。当他艰难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后，林徽因久久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那些被她视若珍宝的“玉璧”图稿，眼圈渐渐红了。

那一刻，她感到的或许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失落——她所珍视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文脉，在崭新的时代洪流面前，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但他们都是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短暂的失落之后，强烈的责任感压倒了个人情感。

「好，就用天安门。」林徽因抬起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但是，天安门要怎么画，必须听我们的。要用我们中国自己的建筑‘语言’来画！」

军令如山，清华团队迅速调整方向。他们放弃了“玉璧”，开始围绕天安门重新设计。他们发挥了自己作为建筑学家的最大优势——利用当年测绘古建筑时积累的精准数据，画出了天安门绝对标准的正立面投影图，取代了央美方案中富有争议的斜透视图。

在他们笔下，天安门不再是风景画，而是一个庄严、稳重、精确的建筑符号。

几天后，清华大学小组提交了新的方案：正中的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星，周围环绕着谷穗与齿轮，用一条舒展的红绶在下方打结。这个方案，实际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见国徽的最终雏形。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准备进入最终评审程序时，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当两个团队的最终方案再次摆在一起时，一场决定新中国“颜面”的终极博弈，才算真正开始。

1950年6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国徽审查小组正在进行最后的、决定性的评选。会议的气氛比上一次更加紧张，几乎陷入了焦灼的对峙。梁思成因连日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未能到场。

支持清华新方案的委员认为，其构图严谨、天安门绘制精确，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国家气度。而另一方则坚持，央美方案的色彩构架（红地金图）视觉冲击力更强，更具“革命气魄”。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即将再次陷入僵局之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进会场，将一份文件递给了会议主持人。主持人打开文件，脸色微微一变，随即宣布：“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一份由周总理转交的会议参考文件。”

这份文件并非设计图稿，而是一份由新成立的外交部联合新闻总署紧急提交的《关于国徽在国际场合应用的技术性预估报告》。当评委们的目光聚焦到报告中一段被红笔重重圈出的文字时，现场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那段冷静、客观的技术性分析，揭示了一个所有艺术家和学者都未曾考虑过的致命问题，并彻底宣判了其中一个方案的“死刑”……

周恩来

05

那段被红笔圈出的文字，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关于艺术风格的争论。

报告的核心观点，简单而致命：国徽作为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其图案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清晰可辨，不产生任何视觉歧义，尤其是在远观、缩小印刷和通过当时尚不发达的黑白电视及新闻电影传播时。

报告中附有技术模拟图，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方案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效果。

清华小组的方案，虽然单看图稿典雅精致，但问题也恰恰出在“精致”上。他们的设计是金色的图案绘制在红色的绶带和圆环上，背景则是留白。当图案被缩小到硬币或证件大小时，那些金色的谷穗、齿轮和天安门的精细线条，很容易与复杂的背景混杂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那条飘逸的红绶，在黑白影像中，会变成一团深浅不一的灰色，让整个国徽显得琐碎、缺乏力量感。

相比之下，中央美院小组从政协会徽设计中继承下来的“红地金图”方案，则在实用性上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大面积的红色作为底色，金色的图案主体浮于其上，色彩对比强烈，构图简洁有力。无论图案被放大到何种尺寸，还是被缩小成一个点，其“红底金图”的核心视觉特征都不会改变。

「同志们，国徽是要挂在各国大使馆门前的，是要印在护照上的，是要出现在国际会议上的！」一位评委恍然大悟，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能只考虑它在画纸上好不好看，更要考虑它能不能在几十米外，就让人一眼认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逆转”，与艺术无关，与理念无关。它源于一个更宏大、更现实的考量——“国家颜面”。

新生的共和国，迫切需要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简洁、有力、不容混淆的强大形象。国徽，就是这个形象最直接的载体。

争论戛然而止。会议的结果，体现了典型的“中和”与“扬弃”的智慧：原则上，通过清华小组的设计方案，因为它对天安门的描绘最为严谨、庄重，符合国家象征的身份。但同时，必须吸收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在色彩运用和整体布局上的核心优点。

也就是说，要将清华方案的“骨架”，填进央美方案的“皮肉”里。

06

高层博弈的尘埃，最终以一种“集体创作”的方式落定。

周恩来在听取了审查小组的详细汇报后，将综合意见呈报给了毛泽东。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仔细地审阅了两个团队的最终方案和那份关键的技术报告。他或许没有过多纠结于建筑的画法或绶带的形态，他关心的，是哪个图案更能体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万丈豪情。

「这个好，」他指着综合了两者优点的修改草图说，「颜色要热烈，要让人民群众一看就喜欢，一看就觉得有力量！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一定要放在中间，要庄严！」

最终，他拍板决定，采用这个融合了两个团队心血的“综合方案”。

随后，周恩来亲自致电病中的梁思成，并派人慰问林徽因，细致地向他们说明了最终方案的考量过程，反复强调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高度赞扬了清华小组在设计中体现出的严谨科学态度和深厚艺术修养。

为了确保最终方案的艺术品质，并彻底消弭两个团队之间的竞争痕迹，一项新的任务被委派给了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家高庄教授。他被要求在清华的设计稿和央美的色彩构架基础上，制作出最终的国徽立体浮雕模型。

高庄以一位艺术家的敏感和雕塑家的严谨，对图案的细节做了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修改与完善。他让谷穗的形象更加饱满充实，调整了红绶穿插环绕的方式，使之更加自然、舒展，并将天安门下方的华表、石狮等细节做了统一艺术处理，使得整个国徽的形态，最终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至此，这件融合了清华大学的严谨、中央美院的激情，经历了无数次争论、妥协与升华的国之重器，终于定稿。

毛泽东

07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对国徽图案进行最后的审议和表决。

林徽因作为设计小组的特邀代表，也抱病出席了会议。当主持人宣布国徽审查报告和最终图案，并提请全体委员表决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决议通过的那一刻，坐在后排的林徽因，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据时任政协委员的作家冰心回忆，她看到邻座的林徽因，这位才华横溢、一生骄傲的女子，任由激动的泪水滑落脸颊。

那泪水中，有夙愿得偿的喜悦，有呕心沥血后的释然。但或许，也有一丝为她那被遗忘在档案深处的“玉璧”，为那份纯粹的古典主义理想，而发出的无声叹息。

她为之奋斗、为之不甘的那个充满古典神韵的方案，最终成了历史档案里泛黄的图纸。但她和她的团队为最终方案付出的心血，却将永远凝固在这个即将悬挂于九州大地、飘扬于五湖四海的至高标志之上。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命令，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不久之后，第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的巨型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之上，填补了开国大典时的那个遗憾。阳光下，它熠熠生辉，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浴火重生。

而林徽因的生命，在透支了最后的光与热之后，也开始迅速走向终点。五年后，她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一岁。

08

多年以后，一位历史研究者在北京的档案馆里，终于看到了那些尘封已久的、林徽因亲手绘制的国徽初稿。

灯光下，那枚温润的玉璧，那些精致的纹样，依旧散发着令人屏息的美感。它仿佛是林徽因——那位出身名门、才华盖世的民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优雅、坚韧，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与守护。

它的落选，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史上的一个巨大遗憾。

但当研究者走出档案馆，抬头望向不远处天安门城楼上那枚庄严的国徽时，心中又涌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慨。

历史，在那个特殊的十字路口，做出了最适合当时的选择。那枚热烈、醒目、充满力量的国徽，完美地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以最直观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中国的到来。

国徽的诞生史，最终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不仅仅是一个图案的设计过程，更是一场关于“何为中国”的深刻问对。

而林徽因和她那美丽的“玉璧”方案，则在这场历史性的交锋中，留下了一抹虽败犹荣、令人无限回味的悠长背影。它提醒着后人，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曾有过如此精致、如此深情的另一种表达。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记》，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网站。

王军，《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们和我们的国家》，《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20期。

张仃，《我设计国徽的经历》（口述史料整理），中央美术学院院史馆藏。

《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议记录汇编》（内部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1985年。（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