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在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阔别多年的贺子珍在庐山上见了面。那时,彭德怀还没有递上那封著名的万言书,领袖的心情还好。
促成这次见面的关键人物是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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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曾志
那年夏天,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陶铸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前来庐山参加会议,曾志也随行前往。
陶铸听说自己的老朋友、曾担任过广东省领导的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下山看望他,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了山。曾志听说贺子珍也住在南昌,便带着女儿去看望。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1937年11月她去西安时,正逢曾志去延安,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但却未能见到人。后来,她搭车去了兰州。
往事如烟,贺子珍却记得很清晰。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当然不敢说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毛主席也在庐山的事,怕引起她思想波动,说是到庐山休假的。贺子珍马上就问:“你去北京开过会?见没见过毛主席?”曾志点头答道:“常见到毛主席!”贺子珍接着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情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和贺子珍是老战友。
他们相识于1928年秋天。当时曾志是随蔡协民领导的湘南暴动队伍辗转来到江西,她到了井冈山时,才得知不久前从江西永新县上井冈的暴动队伍中也来了一位女战士。因当时农民暴动队伍中的女战士还极为少见,所以曾志和贺子珍一见如故。曾志知道贺子珍当初参加永新农民暴动时,曾是有名的永新十姐妹之一,因其手持双枪驰骋白区而闻名暇迩。但由于暴动失败,一些当年参加暴动的姐妹们大多离散了,最后上井冈的永新女战士就只有贺子珍一人。因而远从湘南赶来的曾志就对女英雄贺子珍产生了特殊的敬意。接触中,贺子珍对敢说敢干的曾志也颇有好感。
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已经结婚。因为贺子珍的原因,毛泽东和曾志也很熟悉,而且很关照她。这一年8月,毛泽东来31团看望党代表蔡协民时,发现曾志即将分娩,而第二天部队就要下山转移。毛泽东当即决定把他的马让给曾志,第二天,他派自己的马夫牵着马把曾志亲自送到山下的后方留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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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第二年10月,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也有孕在身了,而这时毛泽东则奉命要去红四军一段时间,临行前毛泽东特意找到曾志,叮嘱她代替自己照顾因怀孕不能随其前往的贺子珍。
当时两家人处的就非常好。
有一段时间,曾志一家和贺子珍一家同住一栋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上楼下一共四间小屋,中间是个小天井,曾志房子的窗子和贺子珍的窗子刚好面对面,天气热,他们的窗子都打开着,所以彼此的动静都看得一清二楚。
曾志回忆说,经常看到他们俩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经常说着就吵起来,而且吵得很凶。有时候,因为毛泽东爱吃炒鸡但是贺子珍做了鸡汤,也会大吵一架。贺子珍是个厉害角色,吵起架来一点也不知道后退。其实,在延安时期也是常常吵架的。
一直吵到了蓝苹出现,吵到了一拍两散。
毛泽东曾经这样感叹:“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10年夫妻嘛!”“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我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井冈山时期,他们俩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曾志回忆,毛泽东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第二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腔,念起来十分可笑,但他旁若无人般地在那念他的湖南英语。
有一天曾志经过他们的房门口,见他们正在哈哈大笑,似乎说什么。见到曾志,毛泽东叫:“曾志,曾志!你过来!”曾志走到他俩面前,毛泽东指着贺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
虽然是玩笑话,但是,毛泽东喜欢曾志是一定的。当然,这也和曾志的性格以及井冈山时期的友谊有关。
所以,1939年年底,曾志经过差不多三个月的辗转跋涉,到了延安。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很快回了一个条子,上写:曾志同志,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那时候已经是实际上的延安最高领袖了,事情也很多,能够马上约见曾志,也足见交情。
就在那次,她见了江青,就是占据了她的好闺蜜贺子珍位置的那个人。
毛泽东留她吃饭,把江青叫过来陪。曾志回忆,江青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她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
她的第一印象不太好,也许有感情因素在。
他们三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曾志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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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毛泽东的秘书,为何要“窃听毛主席”?而所谓的盗窃党的机密,又是否属实?今人看到这一讯息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感触,唯有当事人叶子龙知道。因为有心人的阴谋言论,竟然让自己连续被查七年之久。而有关当年的事实,一直到四十年后才终于真相大白……在毛泽东的众多秘书当中,叶子龙并不突出。若不是对党史有着深入了解,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可这名秘书所遭遇的一切,却远比其他人要麻烦的多……】
正因为曾志和毛泽东有这样的交情,她才能够提出让毛泽东见一次贺子珍。
曾志上一次和贺子珍见面,还是在东北的哈尔滨。那时陶铸是辽西省委书记,曾志随陶铸住在哈尔滨。这时贺子珍也刚好从苏联回国不久,接到指示不能进北京,滞留在哈尔滨。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志才得知贺子珍已到上海养病。1954年曾志有一次因公到上海的机会,她准备去贺子珍淮海路住地看望时,不料却因贺子珍生病而失之交臂。
建国以后,作为南下干部,贺子珍被任命为浙江省妇联主席。这个时期,她在杭州住了一阵子,但是身体时好时坏,很难正常工作。这时候,陈毅当着上海市的一把手,他也是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的老上级、老战友。陈毅把贺子珍调到上海,挂名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但是也不用上班,还请著名的神经科专家为她治病。为了使她的身体尽快得到康复,陈毅还多次安排她去青岛、庐山等地疗养。
贺子珍在上海居住期间,毛泽东曾给她写信,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爱护身体。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听了大笑,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1958年7月,贺子珍迁居南昌。因为这时候老战友陈毅调走了,继任的柯庆施关系没有那么好,柯庆施的眼睛是盯着江青的,肯定不愿意因为照顾毛泽东的前妻得罪现妻。再一个原因,是朱旦华邀请。朱旦华是毛泽东的弟媳,有点亲戚关系,朱旦华的丈夫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朱旦华带着儿子毛远新与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方志纯此时是江西省副省长,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故乡情结在贺子珍心里很重。所以,她就在南昌住了下来。
江西省委除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专职医生、护士之外,还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替之。
“姨妈”住在三纬路一幢幽静而安全的小院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而身边则放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还是当年在江西苏区时她和毛泽东用过的。
这里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有几百米,毛泽东每次南巡,途经南昌总是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虽说“姨妈”的住处与1号楼仅一箭之隔,但彼此却没有见面的机会。
这一次,曾志从庐山下来,终于在南昌见到了阔别12年的贺子珍。
关于这次与贺子珍的见面,曾志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曾有这样一段具体的追述,曾志说:
“我端详贺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有上山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小封值班时再来’。”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当时正下派在江西省任副省长。又是最贴心的人,又是当地的负责官员,让汪东兴来办,毛泽东最放心。只不过,不知道江青一直不待见汪东兴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因素。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庐山见面,也不是一件小事。毛泽东毕竟不是普通人,特别是庐山召开党的重要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见面就更加引人注目,而且江青还在,她也不是大度的人。
曾志把毛泽东想见贺子珍的想法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与江西省委负责庐山筹备中央会议的省委负责人方志纯计议此事。俩人采取尽量控制知情面的做法,最后方志纯同意让他的夫人朱旦华和最早提起此事的曾志两人,负责请贺子珍上庐山。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解放战争时期,当过中央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解放后长期担任江西省的领导。我八十年代初在南昌采访过他,因为他在延安时,曾经给刘少奇介绍过对象,是在王光美之前,但是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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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去关于闻天理论业务能力的追忆,还是很有料的;2、两人结婚后张闻天的人生主要分为总书记前,逐步交权,东北行政,苏联大使,外交部,庐山会议后,被批判迫害被放逐。几经浮沉他的性格恐怕真的不适合当大领导,特别是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搭班子……】
至于朱旦华,和毛泽东更是很有渊源。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那次婚姻,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毛远新。
因为要接贺子珍上山,这是件大事,毛泽东还专门在庐山的“美庐”请曾志和朱旦华吃了一顿饭。席间,毛泽东又询问了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得知贺子珍身体和精神均好后,坚定了请贺子珍上山见面的打算。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就此事曾经采访过朱旦华。孔东梅说:“旦华外婆记得,那次便饭有四个菜,有一盘是青椒炒肉丝。无辣不成席的外公面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发现旦华外婆从不染指辣椒,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随后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外公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来。饭快吃完了,外公转入正题。他向在座者说,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旦华外婆说:我听主席的。”
但是,最后接贺子珍上山的人里面,却没有了曾志,因为陶铸不赞成。陶铸当时的地位比较高,深知高层政治的凶险,他对曾志说,这件事若是江青知道了,那还得了呀!曾志只好退出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
朱旦华是和水静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
水静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她1929年出生,16岁时就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水静作为一位有3年党龄的女战士又前往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直到平津战役结束后,她才南下来到了陌生的江西南昌。1952年水静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结识了时任江西省委主要领导的杨尚奎。
1959年水静刚刚30岁,很是聪明伶俐。她写过一本书,《特殊的交往》。这本书里讲了很多中央领导的故事,因为庐山去的领导多,例如她敢和毛泽东“辩论”、同周恩来每人干了一瓶茅台、向李先念要钱,协助省委书记杨尚奎解决许多难题,等等。
毛泽东也赞成水静去请贺子珍上庐山,因为他知道水静和在南昌养病的贺子珍来往较多,刚来到南昌养病时,贺子珍多日不肯进食,身边的医生护士她都不相信。最后还是水静把贺子珍请到家中,才终于让贺放心地吃了饭。
为了保密,也为了避免贺子珍情绪波动,水静和朱旦华并没有告诉贺子珍真相,而是以“省委安排避暑”的名义把贺子珍“诳”上了山。上山后,汽车直接开到了预先已由杨尚奎安排好,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只有一个服务员的牯岭涵洞左侧的“28”号房,由水静陪着贺子珍在这里住宿。
将贺子珍安置好以后,水静即刻赶到“美庐”向毛泽东交差。毛泽东听完水静关于贺子珍“情绪很好,记忆力可以,能记得很多往事”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委托水静在第二天用杨尚奎的车子把贺子珍送过来。他还特地关照,只要水静一人作陪,就连作为贺子珍曾经的“妯娌”的朱旦华也不让参加。
7月9日晚9点,当水静按毛泽东规定的时间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时,毛泽东早就做好了精心安排,除了留下了值班卫士封耀松外,将其他所有人,包括平日里形影不离的李银桥都打发下山了。
封耀松把贺子珍搀扶进毛泽东办公室,泡好茶就出来了。而水静则一直坐在值班室里守候。也就是说,毛泽东与贺子珍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除了两个当事人外,根本就无人知晓。有些小报上的什么“执手相看泪眼”一类的细节描写全都是杜撰。
见面结束后,毛泽东按铃叫封耀松进去把贺子珍搀扶出来后,又把水静叫了进去。水静回忆说:“只见毛泽东手里夹着烟,脸上阴沉着,心情很不好,既像是对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过了一会,毛泽东的思绪才回到了现实,对水静交代说:“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明天一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0年后,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第一个发起人,就是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