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初的广州，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燥热与变革的气息。这座南国的城市，正成为决定整个中国命运的巨大漩涡

会场之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既有身着长袍马褂的老同盟会元老，他们神情肃穆，指点江山，眉宇间带着辛亥功成的自矜；也有西装革履的年轻才俊，他们言必称主义，目光锐利，渴望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更有金发碧眼的苏联顾问，他们表情不多，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东方大国的一切。

孙中山先生坐在主席台上，面容因经年的劳碌而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旧明亮。他刚刚经历了陈炯明兵变的重创，这让他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军阀的力量无法实现真正的革命。 如今，他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这艘颠簸的革命航船，寻找新的压舱石。

台下，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面庞方正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梳着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偏分头，浓密的黑发衬得他目光格外深邃。他时而凝神倾听，时而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与周围那些或激昂或世故的面孔相比，他显得有些沉默，却自有一种沉静的力量。

他就是毛泽东，时年三十岁，作为湖南代表，参加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此时的他，在群星闪耀的会场里并不算特别惹眼。三年前，他曾和另外十二个年轻人，在上海的一艘游船上，宣告了一个新政党的诞生。 那个小小的组织，在当时中国林立的二百多个政党中，如沧海一粟，无人看好。 这三年间，历史的大浪淘沙，已经冲走了当年半数以上的同行者。有人牺牲，有人脱党，更有人走向了信仰的反面。 而他，始终坚守着最初的选择。

会议进行到章程审查环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僵局。国民党右派代表方瑞麟突然发难，提出应在章程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 这一提议，矛头直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一时间，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窃窃私语声四起，无数道目光投向了李大钊等几位共产党代表。

李大钊挺身而出，慷慨陈词，解释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共同的国民革命事业，而非谋取私利。 他的发言义正辞严，但并未完全打消所有人的疑虑。右派势力仍在暗中鼓噪，试图将这个条款塞进党章，从根本上动摇国共合作的根基。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清晰地响彻会场。

「我反对这个提议！」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个一直沉默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是平静地提出一个问题：

「请问，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是谁？是帝国主义，是封建军阀。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想着如何团结对敌，反而要先在内部制造分裂，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他的声音不高，但逻辑清晰，直指要害。随后，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

「所谓‘信仰’，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要看他的行动。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去组织工农，是不是真的站在受压迫的民众一边。如果有人名为国民党员，行的却是帮助军阀和资本家压迫民众的事，那即便他没有加入任何‘他党’，他又算是真正的同志吗？」

这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笼罩在会场上空的迷雾。它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瞬间提升到了革命路线的高度。

主席台上的孙中山，原本微闭的双眼倏然睁开，目光如炬，牢牢地锁定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从这个湖南青年的发言中，听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声音——那是一种真正理解他革命理想，并且懂得如何将其付诸实践的声音。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宣传与发动民众，他深知语言的力量。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文采斐然，其话语中蕴含的洞察力与动员力，更是让他印象深刻。

会场出现了片刻的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方瑞麟的提案，在这番有力的质询下，显得那样格局狭小，不攻自破。

会议结束后，孙中山特意将毛泽东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这次谈话，让孙中山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有了更深的认识。很快，在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孙中山亲自将毛泽东的名字加了进去。

没有人能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发言，不仅为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打开了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舞台的大门，更在未来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深刻地影响了两个政党的命运轨迹。而对于毛泽东本人而言，这次会议，也让他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到了国民党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构造——既有革命的理想，也充满了派系的纷争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一场更大的风暴，已在悄然酝酿。

02

国民党一大的落幕，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开端。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很快便被派往上海，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等职。 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冒险家乐园，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表面的繁华之下，是涌动的暗流。这里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交汇点，也是革命思想的前沿阵地，更是各种政治势力激烈交锋的无声战场。

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他白天要处理执行部堆积如山的文件，协调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党务工作，晚上则常常要参加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分析情报，指导工人运动。 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钟摆，在国共两个身份之间高速切换。这段时间，他见识了国民党组织涣散的痼疾，也感受到了革命力量在底层民众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然而，高强度的工作很快拖垮了他的身体。1924年5月，他因“脑病日增”，不得不写信辞去兼任的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 年底，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回到湖南老家休养。

但这所谓的“休养”，却掀起了另一场风暴。

回到熟悉的乡土，毛泽东并没有闲下来。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戴上草帽，一头扎进了广袤的田野。他走访农户，与佃农攀谈，了解他们的疾苦；他组织农民夜校，教他们识字，更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 他亲眼看到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也感受到了农民心中那如同休眠火山般积蓄的愤怒。

在这里，他不再是广州会堂上那个言辞犀利的理论家，也不再是上海办公室里那个伏案疾书的秘书，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他领导农民成立秘密农会，开展“平粜阻禁”斗争，迫使地主降价售粮。 这些行动，极大地触动了湖南地方豪绅的利益。很快，“秀才造反”的消息就传到了省城军阀赵恒惕的耳中。一纸逮捕令，从长沙发出，目标直指韶山冲。

1925年秋，在家人的掩护下，毛泽东惊险地躲过了抓捕，被迫辗转离开湖南。历史的偶然，再次将他推向了那个风云际会的中心——广州。

此时的广州，政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孙中山先生于同年3月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失去了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 左右两派的分化迅速加剧，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暗战已然拉开序幕。

左派领袖汪精卫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宣传部部长。 但他政务缠身，根本无暇顾及宣传工作。 而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在戴季陶、刘芦隐等人手中几经辗转，始终软弱无力，不成体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炮制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公开攻击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反共制造理论依据。 一时间，反共舆论甚嚣尘上。革命的统一战线，面临着从内部被撕裂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复杂而危急的背景下，刚刚抵达广州的毛泽东，进入了汪精卫的视野。汪精卫急需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重整宣传部，对抗右派的舆论攻势。而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卓越表现，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共产党的力量，使他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1925年10月5日，经汪精卫提名，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任命毛泽东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

这个任命，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个年仅三十二岁的共产党员，一夜之间，成为了国民党宣传系统的“一把手”。这在许多国民党元老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明白，这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获得如此的信任。

他们不知道，一场更为猛烈的“宣传战”，即将由这个人亲手点燃。毛泽东将要使用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一支笔，一份报纸。而他要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北方的军阀，更是盘踞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正在侵蚀革命肌体的蛀虫。

03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位于广州市大东路30号，一座旧式的两层小楼里。 当毛泽东第一次走进这里时，看到的是一派暮气沉沉的景象。几名办事员无精打采地整理着故纸堆，空气中飘浮着灰尘和墨水混合的陈腐味道。这个名义上的“中央宣传部”，实际上管辖范围仅限于广东一省，与其他地方党部几乎没有联系，宣传品种类单调，内容空洞，对时局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毛泽东没有召开什么新官上任的训话会议。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他提出，宣传部必须立即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建立与各省市宣传部门的直接联系，并创办一份能够代表中央声音、指导国民革命的机关报。

他的雷厉风行，让宣传部的旧有人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到一个月，宣传部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工作章程，建立了组织系统，并从黄埔军校和农讲所调来了一批有朝气、有能力的年轻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如沈雁冰、恽代英、萧楚女等，充实到宣传部的各个岗位。 一时间，这座小楼里人才济济，被誉为“人才内阁”。

真正的战斗，是在与国民党右派的交锋中打响的。

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在右派中被奉为圭臬，流毒甚广。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本书的要害。10月13日，在国民党中执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突然站起来发言。

「戴季陶同志的这本书，我拜读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观点，恕我不能苟同。」

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的委员们。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本阐述本党主义与政策根本原则的书，并没有经过中央的鉴定就公开发表，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这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让我们的同志，让关心革命的民众，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央的声音。」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这无异于公开向右派的“理论导师”宣战。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了一个让右派更为难堪的提案：

「我提议，今后凡是关于本党主义与政策的根本言论，必须先经过党部决议，才能对外发表。另外，我也提议，敦请目前尚在上海的戴季陶同志，尽快来广州工作，参与中央的实际事务。」

这两个提议，一个釜底抽薪，夺走了右派随意解释“三民主义”的话语权；另一个则是绵里藏针的“将军”，将戴季陶置于要么来广州接受左派占优的中央领导，要么就只能在远处空谈理论的尴尬境地。

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提案。这是他上任后，打的第一场漂亮的政治仗。

但毛泽东深知，仅仅在会议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要真正夺取舆论阵地，必须要有自己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筹划已久的机关报——《政治周报》。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在广州正式创刊。 毛泽东亲自担任主编，并为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在这篇充满战斗檄文风格的文章里，他开篇就提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土豪劣绅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利用反革命的宣传来迷惑民众。而《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要“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他宣告，反攻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这份报纸，成为了毛泽东手中的一杆利枪。他以“润”为笔名，在报上发表了大量犀利的时评。 他揭露盘踞北京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他讽刺军阀的所谓“爱护人民”不过是“赤化”的另一种说法；他质问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政治周报》的文风，与当时大多数报纸截然不同。它语言通俗，逻辑严密，立场鲜明，充满了力量。创刊号就发行了2万份，此后每期印数高达4万份，风行全国，其社会影响力远超其他报刊。

通过这份报纸，毛泽东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声音，从偏居一隅的广州，传遍了整个中国。他不仅是在宣传革命，更是在教育和组织民众。他让无数的青年、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明白，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

然而，这杆枪刺痛的敌人，不仅有北方的军阀，更有国民党内部日益强大的右翼势力。他们对毛泽东和他主掌的宣传部恨之入骨，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暗中酝酿。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天平，也因为一个人的崛起，而开始发生微妙的倾斜。这个人，就是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一场针对毛泽东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触发这场风暴的，将是一次看似寻常的军事调动。暗流涌动之中，一张写着警告字条的纸片，被悄悄地塞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纸条上只有寥寥数语，却揭示了一个足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重大图谋。这个秘密，即便是中央档案馆也没有记录，而字条的来源，更是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04

送来密信的，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位下级军官。他并非共产党员，却是毛泽东在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一名学生。这位出身农家的青年，对毛泽东所讲的“耕者有其田”的道理深信不疑，也对国民党内一些军官的骄奢和排挤共产党的言行深感不满。

他无意中听到了几位黄埔系高级军官的密谈，内容令他心惊胆战。一种朴素的责任感，驱使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所敬重的毛所长。

字条上的信息很简单：“军舰异动，中山陵危，清君侧，防不测。”

这短短十二个字，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立刻将这几个词串联起来，一个可怕的图景浮现在眼前：“中山舰”将有不正常的调动，目标很可能是黄埔军校所在的黄埔岛，而借口，则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实际上是以此为名，行控制左派、清除共产党人之实，也就是所谓的“清君侧”。

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政变。

毛泽东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深知，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手中并没有足以抗衡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一旦对方图穷匕见，后果不堪设想。

他没有丝毫慌乱。多年的地下工作和革命斗争，早已锤炼出他临危不惧的钢铁意志。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挫败这场阴谋，保住国共合作的大局。

他立刻秘密约见了几位在军中工作的共产党负责人，包括周恩来。他们在一间不起眼的茶馆密室里，摊开了广州的军事布防图。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可能性，都被反复推演。

「敌人的核心，是利用军舰的机动性和火力优势，突然封锁珠江口，控制广州的对外联系，同时以陆军控制城内要地，造成既成事实。」

周恩来指着地图上的关键水道，冷静地分析道。

「他们选择的借口是‘清君侧’，目标必然是汪精卫主席和我们这些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只要控制了汪主席，他们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毛泽东接过话头，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宣传部”的位置上。

「舆论是他们的第二战场。一旦他们动手，一定会立刻查封《政治周报》报社，切断我们的发声渠道，然后散布谣言，说我们共产党要‘篡夺党权’，把水搅浑。」

几个人彻夜未眠，制定了周密的应对计划。他们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党组织，紧急通知所有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提高警惕，暂时隐蔽，避免被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则必须抢在对方动手之前，揭露其阴谋。

而揭露阴谋的最好武器，依然是《政治周报》。

第二天，最新一期的《政治周报》紧急付印。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里，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篇题为《评所谓“防共”》的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点出政变的图谋，那会打草惊蛇。相反，他以一种旁征博引、层层剥茧的方式，论述了“防共”这个口号背后的险恶用心。

他写道：

「近来，党内有一种声音，甚嚣尘上，言必称‘防共’。仿佛国民革命的一切问题，都在于共产党。然则，敢问诸君，盘踞北方的吴佩孚、孙传芳，是共产党吗？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是共产党吗？压榨农民的土豪劣绅，是共产党吗？敌人就在眼前，我们不去团结对敌，反而日夜防范自己的盟友，这究竟是何道理？」

「所谓‘防共’，不过是某些野心家为了转移视线、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的借口。他们今日可以‘防共’为名，排斥革命的左派；明日便可以同样的名义，推翻总理的三大政策。此门一开，后患无穷。最终，只会让真正的革命者流血，让反革命的野心家得利。」

文章的最后，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革命的队伍里，最怕的不是强大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分裂和猜忌。任何企图以武力解决党内纷争的行为，都是对总理的背叛，对国民革命的犯罪！」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投入湖中的炸弹，在广州政坛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看得出，矛头直指以蒋介石为首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国民党左派和许多中间派人士，都从这篇文章中读出了强烈的危险信号，纷纷提高了警惕。

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因此被彻底打乱。他原本希望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让他失去了行动的突然性。一旦动手，他将立刻背上“分裂党”、“军事独裁”的罪名，这在当时是极其严重的政治指控。

1926年3月20日，犹豫再三之后，蒋介石还是下令实施了行动，史称“中山舰事件”。他以“共产党谋叛”为由，宣布广州全城戒严，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并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然而，由于毛泽东事先的舆论准备和党内的紧急部署，这场政变的成果大打折扣。大部分共产党员得以安全转移，国民党左派也纷纷对蒋介石的行为提出质疑。汪精卫更是愤而出走，以示抗议。

蒋介石虽然暂时掌握了广州的军事大权，但在政治上却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05

“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压抑。国共合作的蜜月期戛然而止，一道深刻的裂痕，出现在两个政党之间。

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力，随即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该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并且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

这是赤裸裸的夺权。

面对这股逆流，在国民党内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以及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集体提出了辞职。

辞去部长职务的那一天，毛泽东平静地收拾好自己办公室的文稿。他一手创办的《政治周报》，在出版了14期后，也被迫停刊。 看着那些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事们，他没有说太多慷慨激昂的话，只是淡淡地嘱咐了一句：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宣传的阵地，我们暂时失去了，但思想的火种，必须保留下去。」

离开宣传部后，毛泽东并没有消沉。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另一项他更为看重的工作中——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中山舰事件”的血色阴影下，他似乎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阴谋面前，单纯依靠上层的统一战线是靠不住的。革命的根基，必须深深地扎在最广大的民众之中，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在农讲所，他亲自为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授课。他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系统地阐述农民运动对于国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他的课堂，没有空洞的理论，而是充满了鲜活的案例和数据。他告诉学员们，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得到三亿两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

他培养的这批学员，就如同撒向中国农村的革命火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者。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段经历，虽然以辞去宣传部长职务而告终，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一次无比宝贵的政治历练。他亲身参与了一个大党高层的运作，洞悉了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掌握了舆论宣传这一重要武器，并打了一场漂亮的“反攻战”；更重要的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最终找到了那条真正属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发动农民，武装割据。

几个月后，他回到了湖南。在那里，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极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

从此，他将不再寄希望于在别人的政治框架内施展抱负，而是要亲手为中国的亿万农民，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二十多年后，当年的那位代理宣传部长，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一个新中国的成立。而他当年的许多“党内同志”，则成了他谈判桌或是战场上的对手。

一次，在新中国的首都，他接见几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酒过三巡，谈及往事，一位将军感慨万千，说自己加入国民党多年，见证了其兴衰。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意味深长地端起酒杯，用他那惯有的幽默而又自信的语气说道：

「要说起国民党的资格，在座的各位，恐怕都还没有我老呢。」

在场的将领们先是一愣，随即都笑了起来。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是一段何其波澜壮阔、又何其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风云。从1924年的广州，到1949年的北京，二十五年的时间，当年的合作者早已分道扬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大浪淘沙，淘尽了无数英雄人物，也最终选择了一个能够真正代表这片古老土地上亿万人民利益的政党和领袖。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都要追溯到那个潮湿闷热的南国初春，那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会场上第一次发出自己声音的瞬间。

【参考资料来源】

党史博采杂志官方账号：《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创办《政治周报》，多年后仍记忆犹新》维基百科：《政治周报》人民网：《揭秘：毛泽东为啥会担任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张露璐|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心正教育：《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