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亲述：我所经历的庐山会议风云

彭德怀自述：庐山会前会后

一、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注：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会议，与会者包括部分中央及地方领导人，会议重点探讨了人民公社的相关议题；同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样聚焦于人民公社问题，并依照毛泽东的倡议，确立了整顿与建设人民公社的具体方针。）、武昌会议（注：该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由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与会者包括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会议主要围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以及工农业生产议题展开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等相关文件。）上海会议，我参与情况：

仅参与了一次郑州会议的召开。对于那次郑州会议，由于接到通知的时间较为迟滞，我仅出席了会议的最后一日。会议在某个黄昏时分，于火车之上举行，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内容是对“共产风”的批判。鉴于与会者达成了共识，会议并未持续太久便告结束。我完全赞同主席的观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在武昌会议期间，我有幸加入西北小组。当小组就一九五八年的粮棉产量数据进行讨论并公布时，部分同志乐观地预测粮食产量将超过一万亿斤；另一些同志则较为保守，认为粮食产量将达到九千亿斤，而棉花产量则可能在六七千万担之间。还有同志坚信，粮食供应将源源不断，当前的状况是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于农业。

我指出粮食储备并不充足。当时，有同志对我进行了委婉的指正，他问道：“老领导啊，您总是质疑这质疑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我指出：“若公布的数据量较少，未来若有追加，我们便能掌握主动权；反之，一旦数据公布过多，我们则会陷入被动的境地。”

随后，主席宣布了七千五百亿斤的目标，我虽当时表示赞同，内心却对此数字存有疑虑。

会议落幕之后，我率先踏访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个公社，随后又抵达了平江县。在这些地方，我注意到实际收获的粮食数量并未如公布的数字那般丰盈。这一现象的依据在于，劳动力短缺导致收获效果不尽如人意；此外，部分地区的粮食消耗量有所增加。在平江展览馆的参观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错误：两个年度的生产数据被错误地颠倒了公布，即将1957年的高产数据误报为1958年的生产数据，反之亦然，1958年的较低数据被误报为1957年的生产数据。造假数字令人惊恐。

回株洲，遇薄一波。（备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粮食数字，我言简意赅。

实际产出的粮食数量或许并不如预期那般丰盈，因此今年征收一千二百亿斤粮食的任务显得颇为吃力。若是过度征收粮食，不仅未来返运工作将变得异常艰难，而且亦可能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综合考量，我认为征收九百亿斤粮食为更加适宜的选择。

薄一波：“向中央发电报。”

我说：“请你写吧。”

最终，我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份电报，明确指出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而非原先的一千二百亿斤。关于这份电报的妥当性，责任全在我个人。然而，这份电报的发出，无疑表明了我的怀疑态度并未被掩饰。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恰逢西藏发生动荡，我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筹备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事务上，因此，对于其他问题，我并未提出自己的看法。

1959年五月，我踏上了访问东欧各国的旅程，并在六月中旬重返北京。翌日，我抵达国防部办公楼，有幸聆听了黄克诚的教诲。（注：彼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要职）以下是对国内形势的概述。相较于我出国时，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状况已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记得四月份参加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被称为有余粮的省份，然而如今它已转变为一个粮食短缺严重的地区。由于运输能力不足，向该地区运送粮食变得尤为困难。

问：“军队还能调拨运输力吗？”

黄表示：“我们已将可调动的一切资源尽数抽出，其中海军舰艇部分已调往重庆协助粮食运输，空军亦然。若继续抽调，恐将影响到我们的备战工作。目前，石油储备亦面临挑战。”

黄言：“西藏之乱已平，虽告捷报，然运输车队尚不宜减缩。”

谈话中，他表情尴尬。

“设法调拨部分运输力量，以支援地方所需。”

我言道：“亲爱的东欧兄弟国家的人民，对我国的友好之情溢于言表，而各国领导人对于西藏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亦表现出了深切关注。”

我再度提及，7月1日中央将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目前，我感到颇为疲惫，亟需稍作休憩。庐山会议特此邀请您出席，鉴于您身为书记处书记，对地方与军队的局势均有深刻了解。

他建议，庐山会议还是由您亲自前往为宜。他本人则愿意留守军委，担任管家一职。面对这样的安排，我唯有遵从，不便再过多地坚持。

六月二十九日，我乘坐轮船抵达武汉，次日即七月一日，我们安排了短暂的休整，并在七月二日召开了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概述，其大意是：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而未来依然充满希望。中央办公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我隶属于西北小组，每逢会议，我几乎都会出席，总计约十次。其中，我曾两次参加国务院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计划工作；此外，我还出席过一两次中央常委会，而其他地方的活动则未曾涉足。

周小舟（备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以及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来我处谈过两次。

初次探讨湖南的工业状况，他提及，昔日湖南缺乏重工业的根基，如今已有钢铁、电机制造、机械等工厂；轻工业亦取得了显著进步；水利建设亦硕果累累，即便连续四十日无雨，亦能确保粮食丰收。简短的数十分钟交流后，我们便前往享用午餐。

过了两天，周小舟二度来访，称去年粮食造假。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源于压力所致。先是粮食数字未能得到落实，随后再度出现同样问题，连续几次的数字造假后，基层干部逐渐摸清了门道——他们明白，上级所求的是虚报而非实报。”

我强调道：“务必按照实际情况，如实上报数字，既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有所遗漏。”

他又言：“当前实行大锅饭制，须得配备大锅大灶，即便烧柴火亦不讲究节约，人力亦然；转而采用小锅小灶，妇女及弱劳动力亦可自行煮食，而如今却需依赖强劳动力。设立公共食堂后，家庭用水亦感不便，因此，民众对公共食堂颇有微词。”

我提醒道：“这些问题，你理应如实向主席汇报。”

周谈了些事给主席。

他期望我能把握与主席交流的机会，借此向他汇报一些具体的情况。

我言：“军队层亦常传达诸多社会现状，吾悉数呈递于主席。”

他说：“主席能看到吗？”

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注：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之职）比如，小土炉炼铁实乃得不偿失之举。

炼土铁，得失并存。（随后，我在给主席的信件中，不慎被人误抄，反而使得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

张说：“你的估价高了。”

张言：“深入研习历史之精髓，毛主席汲取了我国历史丰富的养分。”

我言：“在党内，对中国历史之深刻理解，唯有毛主席一人能独步江湖。”

在会议结束后，我决心深入研习政治经济学。我认为斯大林在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未能给出恰当的解决方案，此乃其失误所在。而毛主席则成功解决了这一重大难题，他对不同性质矛盾的剖析细致入微。这一成果不仅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更在马列主义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创新的足迹。

此段所述，乃庐山会议期间，约在七月十日前后，与周小舟、张闻天所进行之对话内容概要。当时，黄克诚尚未抵达庐山。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初期，我有幸加入了西北小组。自7月2日会议开幕起，在随后的七月三日至十日的八天时间里，我在小组会议中总计发言七次（或参与插话）。这些发言内容陆续被整理成简报，并由中央办公厅在会议期间分发给与会代表。

七月二十三日清晨，自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的来信作出批示之后，西北小组对我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或即兴插话进行了反复核对，并最终汇编成文，分发给与会各位同志。

从这些事实可见，在我向主席写信之前，并非沉默寡言，实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某些“左”倾倾向的不满，此乃实情。

自七月一日起，我的日常除了参与各类会议之外，便是沉浸在室内，仔细研读中央部门发布的财经文件、群众来信以及会议简报。

至七月十二日晚，我心中已然形成了关于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的见解，即毛主席所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未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执行。这正是我七月十四日所写信件的核心内容。我已决定于十三日凌晨向主席汇报此事。抵达时，警卫员告知主席尚在安睡，于是我转而前往西北小组参加相关会议。

晚饭后即写信。七月十二日晚已构思。七月十四日的清晨，我已完成了信件，现正将其亲手递交给主席亲启。

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发布了相关文件。在十八日的小组会议中，我特意指出，此信仅作为主席个人参考之用，恳请中央办公厅撤回我的信件。

然而，在二十日左右，张闻天、周小舟以及其他几位同志相继发表意见，普遍表示对我所写信函的内容表示赞同。至于黄克诚，他则是在十八日晚或十九日晚抵达庐山的。关于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尚未有幸目睹。

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上午对我所写的信件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具有反党纲领的性质。他指出，在撰写此信之前，已有他人发声表示支持，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这难道不是反党集团的行为吗？

自主席对我那封书信进行批判之后，会议的氛围随之发生了变化，我的心情亦变得愈发紧张。

为了阐述我当年写信的初衷与心愿，在此我愿重新阐述我对当时国内局势以及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关于成绩部分则不再赘述）。

我对国内形势的看法：

当时正处于一片大好局面。1958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沐浴在总路线的灿烂光辉中，共同掀起了气势磅礴的大跃进浪潮，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大跃进运动的广泛展开，以及人民公社这一新型组织形式，均深得人心，与我国人民渴望迅速走出“一穷二白”困境的迫切愿望高度契合。

这一片繁荣的总趋势，为我们在贯彻总路线、加强人民公社建设以及持续推进大跃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当时难道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并非如此。相反，在部分区域或特定政策上，确实存在显著不足或失误。庐山会议期间我所撰写的信件，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引发的。

起初，我对计划中的工作安排持有异议。我主张，1958年的基本建设项目数量过多、进度过快，导致许多工厂不得不返工或闲置，这不仅分散了资金，还使得一些必要项目延期实施，进而引发了原材料的紧张局面。到了1959年，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在钢铁工业的发展上，也存在一定的偏颇：过分关注了加工工业和材料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却相对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石，若基础不稳，必将影响整个加工工业的进步。

针对此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致主席的信中，详细列举了诸多实例，包括：对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的研发、煤炭、矿石、炼焦设备的采购等环节，缺乏深入的钻研；在坑木来源、运输能力提升、劳动力扩充、购买力增强及市场商品布局等方面，亦存在疏忽。总而言之，这些均体现了缺乏合理性的平衡规划。

我当时的看法是，计划工作中的不实之处，成为了诸多问题的根源。同时，我也深感忧虑，若不果断地决定暂停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部分基本建设项目，比例失调的问题（尤其是农业与工业的差距）恐将加剧，进而使得被动局面难以扭转，这无疑将直接影响我们实现四年赶超英国的宏伟目标。

首先，地方对进度要求急迫；其次，政府部门亦对效率有着迫切期待；再者，中央层面亦寄望于加快步伐；最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尚未形成一套客观的规律。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历经约二十年的摸索与探索，最终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年增长率平均在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之间。相较之下，我国的情况与苏联当时存在差异。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更为庞大；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亦相对优越；然而，我们的工业基础却相对薄弱。综合考虑具体条件，我国的建设速度有望更快。

具体增长速度是多少呢？若四年时间资产翻倍，则每年需增长约18.93%；而若三年内实现翻倍，每年的增长率需达到26%。

我心中所想，若能实现四年翻一番的目标，力争在三年半内达成，但由于缺乏经验，这一想法并未提出。我常常觉得，制定计划若缺乏年度的明确标准，往往难以实施，容易导致冒进或保守的倾向，因此不得不反复进行反思和审视。在致主席的信中，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占据了信件内容的一半，唯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决策颇为困难”这一句，是对计委工作的宽容理解。

在我看来，农业领域同样应当确立一定的标准。自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实现百分之七的增长已属不易。展望未来，随着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以及肥料条件的不断优化与强化，农业发展速度必将大幅提升。

自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每三年便迎来一次丰年，与之相间的是平年和歉年。1952年，我们迎来了丰收的一年，1953年则是平年，而1954年则遭遇了歉收。紧接着，1955年是丰收之岁，1956年又回归常态，1957年则再次陷入歉收。过去，我们依靠丰年弥补歉年之不足。然而，1958年，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特大丰收年。但遗憾的是，由于部分地区的收获不佳及储存不当，以及一些地方出现了过度消费和其他浪费现象，国家库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减少。

若过往的自然气候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则一九五九年当为平年，而一九六零年则属歉年。回顾一九五八年的秋季，全国约有九千万民众投身于炼铁事业，次年，这一数字降至七千万，人们致力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从长远来看，这些举措无疑是利国利民的，然而，对于那一年的农业生产而言，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加之各类“大办”活动同时展开，这无疑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而直接制约了农业产量的提升。这一连锁反应，又进一步波及到工业及轻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和副食品的充足性。

一是认为此做法弊大于利；二是主张其收益与代价不成正比；三是持有得失均衡的看法。我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坚决抵制前两种意见。

当时，在探讨贸易政策时，我对于“内销须服从外贸”这一观点持有不同的见解。过度依赖出口，难免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紧张状况，进而对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波及到“大跃进”的进程。

“当前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显著矛盾，源于比例失衡导致的各方紧张。从其本质来看，这种状况的蔓延已波及工农关系、城市各阶层间的关系，乃至农民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因而亦带有政治属性。它关乎我们未来能否继续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年代，众多地区的领导同志中，部分人滋生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倾向。他们有时会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长远战略任务，误认为是当前的行动口号。在具体的工作任务面前，他们往往缺乏对具体条件的深入研究，仅凭个人主观意愿做出决策。更有甚者，在接到中央的任务后，他们还会层层加码。

流传了一些主观主义口号，如：“胆量与收获，往往成正比，人若胆识过人，其所获之地利亦丰”；“左右之分，虽仅一步之遥，实则左为策略之别，右乃立场之异。”当然，这类错误观点，他们并不会直接向主席等领导同志提出。

我认为，此种做法与言论实则是在侵蚀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基石。在组织农村劳动力方面，诸多地区过度推崇大规模集体作战，忽视了对强弱劳动力进行合理搭配，反倒是采取了强弱分离的组织方式。此种劳动力组织方式，并不契合我国当前农村的生产技术水平。

彼时，数股黑风肆虐于某些地区，分别为共产风、浮夸风与强迫命令风。众多基层干部（其他级别的干部亦然），误将新组建的人民公社视作共产主义的到来，盲目地将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集中起来，推行所谓的“共产主义”。

新居民点尚处筹建阶段，便草率地拆除房屋，砍伐树木与竹林。众多农户忧虑“共产”风气，纷纷以低价处理家产。

部分官员为彰显个人工作业绩，不惜频繁上报夸大其词的“天文数字”。实际上，产出本就有限，但上报的数据却异常高昂。若此类数据堆积如山，其景象实乃令人毛骨悚然！

此现象之出现，与某些领导部门所提出的繁重任务要求实难脱钩。众多基层干部，为追求更高的成绩或完成上级层层加码的生产目标，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某些地区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不达任务便施以殴打，无论是未能按时出工，还是言语不周，均可能遭受惩罚。

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部分区域忽视了对妇女生理特性的关怀，这一现象尤为严重，导致众多女性不幸患上了子宫脱垂和停经等病症。

在那段历史时刻，即1958年12月我走访乌石、平江等地之际，那些风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众多农民纷纷向我倾诉衷肠，寻求帮助，有的甚至勇敢地提起诉讼。

鉴于这些黑风在部分地区肆虐，对我党基层组织在当地民众中的公信力造成了直接影响，进而导致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声望亦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现象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我将这些问题归纳为浮夸风气、“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强制命令等现象。在庐山会议的初期阶段，与会同志并未能够坦率地表达这些观点。鉴于这些情况，激发了我向主席写信的意向。

七月二十三日是严峻考验。

在那段波澜壮阔的1959年7月14日，我向主席呈递的一封信中，核心内容是简要概述了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直接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等具体政策层面，同时也涉及部分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

面对这些困境，我当时的观点是，主要的困扰源于某些过激的“左”倾倾向，而保守的右翼思想虽存，却多为个案或极少数现象。我对这些“左”倾倾向深感忧虑。我认为，若当时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矫正，计划工作的进展受阻，将不可避免地拖慢国民经济的增长步伐。

我以为，若由我于会议之上提出此类疑问，或许会令部分人士陷入思虑的迷茫；然而，若由主席亲自重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便不难得以妥善解决。

在一九五八年的秋季，人民公社初建不久，确实有一部分人对公社的所有制性质及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解上存在困惑。然而，在主席的悉心指导之下，这些问题得以迅速而有效地得到解决。我们不仅纠正了认识上的偏差，而且充分保护了同志们的热情和积极性，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

该信仅简要列举了几项显著问题，并未深入探讨其成因。至于原因，我亦难以一一详述。然而，这封信终究是作为个人参考呈递给主席的，相信他自会审慎考量。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七月十七日的上午，便接到了中央办公厅下发的该信件的正式印发版本，并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添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议上，我明确提出收回那封信的请求，并强调该信系草率之作，未能充分表达我的意图。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时分，主席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对那封信进行了深刻的原则性批判，称其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并明确指出其背后存在着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策划。同时，主席指出我在军阀主义、大国主义以及路线问题上存在多次失误。

聆听主席的发言，我内心深处的沉重难以言表。回到住所之后，我反复咀嚼主席的言辞，对照自己的愿望与动机，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开这个结。那时的我，抵触情绪十分强烈。

在那个暮色渐浓的黄昏时分，我怀着沉甸甸的心情漫步街头，突然与一位同志不期而遇。（注：聂荣臻元帅，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以及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之职）他喊道：“老彭，关于今天上午主席的发言，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言：“任凭他人评说黑白，时间久了，真相自会水落石出。”

他严肃地开口：“老彭，切不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主席在午前的讲话中，从政治、组织和路线等多个方面，都已明确指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你应当深思，对于党和人民而言，有何益处，并将这些想法形成书面发言。”

我坦言：“此刻疲惫不堪，一时间竟难以落笔，思路也显得颇为混乱。”

他言道：“请将你的想法详细阐述，由秘书负责记录并整理成文，尔后再由你亲自审阅，如此一来，论述将更为严谨，思考亦将更加深入。”

我回应道：“并未携带秘书，仅此一位专司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同行，他恐怕无法胜任撰写此类文章的任务。”

我深知他的言辞蕴含着善意，出发点是着眼于民众的利益，旨在达成和解。

返抵住处后，参谋同志亲自送来了军委转发的西藏军区电报，内容是关于增派运输车辆的紧急需求。我随即携电报，打算与黄克诚同志商讨此事。

轻启那扇黄色的门扉，黄克诚同志的声音随即响起：“请大家保持冷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主席的判断绝不会出错。”

步入黄先生的居所，我注意到座中已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周小舟同志随即向我言道：“老总啊，咱们离被划为右派，恐怕只剩下了五十步之遥。”

我言，即便五十步尚早，梳理那些模糊的观点亦不失为一种有益之举。

稍作停留，未及他言，我便转身返回自己的办公室，着手处理电报事务。

深夜时分，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至晨曦微露，心中仍萦绕着疑惑：我的信原本只是供主席参考，却为何演变成了意见书？为何会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为何被定义为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那位同志的观点虽然正确，但究竟何种做法才是真正对党和人民有益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选择自我反省？

总而言之，一连串疑问在我心头萦绕。甚至萌生了一种抱怨的心理，心想：尽管我与主席相识较晚，但也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我的信中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难道就不能跟我沟通一下吗？

亦需注意到，我党中央始终坚持抵制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侵蚀，并热切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事业。一旦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声望遭受损害，无疑将给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及此，我原先持有的保留意见开始动摇。

次日，二十四日上午，两位同志。（注：聂荣臻与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及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一职。）来吧，考虑好了吗？

我说，我撰写致主席的信件，乃是基于国内若干特定状况以及庐山会议的背景，全无任何预先的准备，亦未怀有暗中图谋之念。

他们再次询问我是否在写信前与其他同志进行了意见交流？

我表示：“除了周小舟同志曾两次前来我处，就湖南省的某些具体工作情况进行了交流，我向他提及了计划撰写一封信（具体内容未讨论）以呈报主席之外，并未与其他同志提及此事。至于张闻天同志，他屡次来访，与我讨论的都是具有全国性的经济建设问题，并未涉及写信一事。”

他们强调道：“我们不应仅着眼于信件本身，而应深思如何对整个局面产生积极影响。”

他们满怀激情与热忱地讨论道：“我们必须超越信件本身的局限，从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深思熟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双方热泪盈眶地告别，场面感人至深。我对他们的援助心怀感激，并已下定决心，将严格自省，进行深刻反思。

会议发展过程中，我秉持着有求必应的原则，但前提是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至于个人的失误，我在检讨中虽有所夸大，但初衷仍是为了自我反省。仅“军事俱乐部”（注：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在此期间，彭德怀等同志被不当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鉴于彭德怀当时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场批判中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亦被误称为“军事俱乐部”）。我坚持实事求是。

在庐山会议期间，此类追逼现象已初露端倪。尤其是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此类现象愈发显著，严重程度尤为加剧。若未透露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架构、章程、宗旨以及成员名单，便会遭受不诚实、不坦率、狡黠等指控。

在军委扩大的会议上，我进行自我批评之际，少数同志情绪激昂地高呼口号：“快些坦白吧！”“不要再对我们有所隐瞒！”

我当时的怒火几乎难以遏制，愤然道：“直接开除我的党籍，将我送上枪决台吧！‘军事俱乐部’的每个成员，若真有胆量，便自告奋勇前来认领！”

有些同志指责我固执己见，不够严谨。实则不然，自庐山会议落幕以来，我心中便萌生了清除三十年来在军队中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的念头。此举措对于确保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更加坚实的巩固，无疑是裨益良多的。

秉持这样的信念，我迅速返回北京，以求进行自我反省。然而，我绝不能随意编造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结构、指导方针、宗旨以及成员名单等信息，这样做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宁愿自我毁灭，也绝不会对党领导下的英勇人民军队造成损害。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致毛主席信

主席：

此次庐山会议举足轻重。我在西北小组中多次发言，小组会议尚未全部结束之际，特此将其中的一些观点整理成文，以供您参考。然而，我如同张飞一般，虽具备豪放之姿，却略显粗疏，缺乏细腻之处。

故而，其参考价值有待您自行权衡。若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甲、1958年大跃进取得的成果毋庸置疑。依据国家计委经核实的多项指标显示，该年工农业总产值较1957年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高达66.1%，农副业增长25%（粮食和棉花产量增长30%已成定论），国家财政收入亦增长了43.5%。

速度前所未有。

打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传统框架，尤其是面对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的现状，大跃进的成功实践基本验证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不仅是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将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回顾1958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发现当时部分项目显得过于急躁且数量过多，这导致资金分配分散，并延误了若干必要项目的推进，此乃一大不足之处。

根本缘由在于经验不足，对此感悟颇浅，认识亦晚。于是，1959年非但未曾稍减步伐，进行适度调控，反倒是持续了跃进步伐，以致失衡状态未能得到及时矫正，进而增添了诸多暂时性的难题。

这些建设虽然暂时，但无疑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在未来的一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它们将逐步显现出成效。

目前，尚存若干关键缺口与薄弱环节，导致生产难以实现配套化。部分物资储备不足，对必要的库存需求未能满足，这使得一旦出现供需失调或新的不平衡状况，便难以迅速调整。这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所在。

因此，在制定下一年度（即1960年）的工作计划时，尤需立足于实事求是与稳妥可靠的原则，进行深思熟虑。

对于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若确实难以完成，则务必下定决心，暂时予以搁置。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取舍，方能实现更大的收获。若不如此，严重的失衡现象将持续存在，某些领域的被动局势也将难以扭转，这无疑将阻碍我们今后四年追赶并超越英国的跃进步伐。

尽管国家计委已作出规划，然而由于诸多因素交织，决策过程仍面临重重困难。

1958年，农村公社化的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让我国的农民群众得以彻底摆脱贫困，更是加速我国迈向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尽管在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混乱，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与错误，这些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然而，随着武昌、郑州、上海等一连串会议的召开，错误已基本得到修正，混乱局面亦告结束，我国经济分配体系正逐步回归按劳分配的正规化道路。

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我国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这一成就非同小可，它不仅是一项举措，更是一桩重大事件。

在全民参与炼钢铁的热潮中，增设了众多小土高炉，这不仅导致了资源的（物质和资金）浪费，也消耗了大量人力，显然造成了一笔不小的损失。

然而，经过对全国地质进行的规模庞大的初步普查，我们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广大干部也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补贴超过20亿），但在此领域，得失之间仍可见一斑。

仅凭上述数点考量，成就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其中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对这些教训进行深入分析，实乃必要且有益之举。

乙、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之道：在本次会议中，与会同志共同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深入探讨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纷纷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

此次讨论将极大地裨益我党工作，将某些被动局面转变为主动态势，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领悟。这将有助于及时校正那些常有的不平衡现象，并准确把握“积极平衡”的重要性。

观察所得，1958年大跃进期间显现的一些缺陷与错误，实属难以完全避免。正如我党自成立以来在历次革命运动中的领导经验所证，辉煌的成就中总伴随着不足，这是矛盾的两个面。

当前，我们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显著矛盾，其根源在于各要素比例失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紧张局势。

从其本质来看，此态势的演变已波及至工农两大群体以及城市各阶层间、农民各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故而亦具显著的政冶属性。它关乎我们未来如何有效调动广大民众，持续推进跃进进程的核心要务。

在过去的工作历程中，我们曾遭遇诸多不足与失误，其成因亦颇为复杂。其中，客观因素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认知尚浅，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的理解尚显浅薄，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未能全面融入各项实际工作中。在处理经济建设的各类问题时，我们尚未达到如同应对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事件时那般的游刃有余。

另一方面，我国客观上仍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阶段——部分民众尚不得温饱，去年人均棉布消费仅18尺，尚不足以缝制一套单衣与两条裤衩。人民对改变这一现状的渴望尤为迫切。此外，国际形势亦呈现出有利的发展态势。这两大因素，正是我们推动大跃进的重要动力。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顺应广大民众的迫切需求，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力争迅速扭转我国贫穷落后的现状，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无疑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选择。

1. 浮夸之风日益盛行。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对于粮食产量的预测过于乐观，营造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象。

众人普遍认为粮食危机已告一段落，故而得以集中精力大力发展工业。然而，在钢铁产业发展的认识上，存在显著的偏颇，未曾对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进行深入研究，亦未对煤炭、矿石、炼焦设备以及坑木的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长、购买力提升和市场商品布局等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总的来说，这并非必要之平衡计划。此类做法同样暴露出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恐怕正是导致诸多问题的根源。一股浮夸的风气弥漫于各地区各部门，报刊上也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些无疑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

当时，根据多方面的报告材料分析，共产主义似乎正迅速临近，这不禁让许多同志的情绪变得异常高涨。

随着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提升，钢铁产量翻倍增长的浪潮席卷而来，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应运而生。秋季的收割工作草率进行，不计成本，仿佛将贫寒的日子当做了富裕时日来过。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难以掌握真实的情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以及今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形势的真相仍未被完全揭示。

这种浮夸之风的产生，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实属值得深入探究。这种现象亦与我国部分工作仅设定了任务指标，却缺少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密切相关。

尽管主席去年便已强调，全党需将奋发向上的精神与科学严谨的分析相结合，并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然而这一理念似乎并未被多数领导同志充分理解，我亦未能免俗。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往往导致我们犯下过激的左倾错误。回顾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与众多同志一同，被大跃进的成果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吸引，一些左倾思想得以蔓延，我们总怀揣着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急切心情，抢先一步的思想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将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抛诸脑后。

在探讨思想方法时，我们常常将战略性布局与具体措施、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整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混淆。

正如主席所倡导的“少种、高产、多收”以及“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等宏伟号召，这些无不彰显着战略性和长远性的发展方针。然而，我们却往往忽视了对当下具体状况的深入研究，未能将工作建立在既积极又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

诸多指标层层攀升，不断叠加，原本需耗时数年甚至十余年的目标，竟被缩短至一年或数月内完成。这导致指标脱离了现实基础，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诸如过早摒弃等价交换的原则，过早宣称吃饭无需付费，某些地区在粮食丰产后，一度废除统销政策，鼓吹放开肚皮畅食，以及某些技术未经充分鉴定便急速推广，有些经济规律和科学法则轻易遭受否定等现象，无不体现了一种极端的左倾思想。

在这些同志的心中，一提及“政治挂帅”，便误以为它能够涵盖一切，却忽视了“政治挂帅”实则旨在提升劳动者的自觉性，确保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

政治主导虽不可取代经济规律，亦不能取代经济实践中各项具体举措。政治主导与经济工作中的切实有效措施，两者需同等重视，不可有所偏颇。纠治此类左倾倾向，往往比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更为艰巨，这一点已被我党历史经验所证实。

去岁下半年，氛围似乎悄然转变，对反右倾保守思想的警觉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对主观主义左倾的警惕却有所忽视。自去年冬季郑州会议召开以来，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得以实施，使得诸多左倾现象得以基本矫正，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对全党同志进行了深刻的教育，更未损害同志们的热情与积极性。

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已基本明晰，尤其是在近期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之后，党内同志们的看法已趋于统一。当前，我们面临的使命是，全党上下团结一心，继续不懈奋斗。

我认为，对去年下半年至今的工作成就与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梳理，以此深化全党同志的教育，实为一大裨益。

其宗旨在于明确区分是非曲直，提升思想境界，通常不深究个人责任。反之，此举将不利于团结协作，也不利于事业发展。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与探讨已让我们逐渐明晰，诸多疑问亦得以解答。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与探索，许多问题终究能够被掌握。特别是那些关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通过此次深刻的教训，我们得以更加清醒地觉醒和深刻地领悟。

然而，要实现根本性的克服，仍旧需历经一番艰辛奋斗。正如主席在本次会议中明确指出：“成就辉煌，问题繁多，经验丰硕，前景光明”。

在我党的共同努力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们实现继续前进的条件已然具备。展望今年、明年以及接下来的四年，我们坚信计划必将圆满完成。我们追求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一目标将基本实现，部分关键产品甚至有望超越英国。

这是我们的辉煌成就和光明未来。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毛主席与彭德怀1965年9月23日对话精选

（彭德怀追记）

主席：早已守候，尚未入眠。昨日午后，接到你的来信，喜悦之情难以自抑，难以入眠。你向来性情执拗，数年未曾提笔，一旦动笔，便是洋洋洒洒八万字。

今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亦将莅临，稍后便至。遗憾的是，周总理需前往迎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亲临现场。让我们共同相聚，畅谈一番！

当前，我们亟需构建战略后方，为战争做准备。在投资比例上，西南地区投入最为显著，其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因此，你前往西南区担任任务恰逢其时。未来，你还将有机会率领一支军队投身战场，借此机会重振声威。

于庐山会议期间，主席询问我对决议案的看法，彼时我向主席郑重提出了三项承诺。

主席问：那三条?

（我说：无论何种境遇，绝不参与任何反革命活动；在任何情形之下，绝无自寻短见之念；展望未来，工作或许愈发艰难，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将是我坚定不移的选择。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记得，真理可能在你那。

战略后方中的西南区域尤为关键，这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彭德怀同志若前往，或许能够开创一番新局面。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应设立建设总指挥部，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指挥长，彭德怀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程子华同志亦参与其中。

彭同志赴西南地区，此举系党的一项决策。若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请其与我直接沟通。我过往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对态度是明确的，而如今，我亦将心悦诚服地支持他的工作。

对老彭的评价，理应持一分为二的视角，我个人的态度亦是如此。

在确立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三军团的干部曾对渡过赣江表示过反对。然而，彭总坚决主张渡过赣江，一句“非过赣江不可”，便坚定了决心，部队随即顺利渡过了赣江。

在与蒋介石发起的一、二、三次“围剿”战斗中，我们协同作战，默契配合。

针对富田事变这一反革命行为，伪造了三封旨在挑拨离间的虚假信件，分别寄给了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彭德怀迅即派遣专人将信件送达，三军团前委会亦召开会议，并发布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富田事变。这一事件的处理得当。在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立场同样坚定。

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上，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即便是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仍能击败如胡宗南等国民党强大军队，这一壮举时常在我心中回响。我的选集中依然保留着你的名字。为何一个人一旦犯错，就要全盘否定呢？

主席继续说：还是请前往西南地区一游！由少奇、小平同志牵头，召集西南区域的相关同志举行一次会议，将问题阐述得明明白白。若有人持有不同意见，可邀请他们来与我进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