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辉球调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毛主席亲笔批示：去掉“副”字！

1950年10月清晨，西郊机场薄雾未散，几架涂着新国徽的里-2运输机嗡嗡待命。身穿旧呢大衣的王辉球背着挎包，踩着露水向飞机走去。机梯旁的警卫悄声提醒：“王主任，气温低，系好扣子。”王辉球点点头，脚步没有停。那天，他奉命赴南京，正式就任刚组建不久的空军政治部主任。没人想到，这位井冈山时期的“红小鬼”今后会与共和国的蓝天结下十一年不解之缘，更没人料到二十五年后，他的人生会迎来一次戏剧性的转折。

飞机起飞不久便冲破云层，阳光透射机舷，王辉球望着机翼发呆。回忆像流水般涌来：1928年井冈黄洋界，他第一次听见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4年夜渡河畔，他扛着步枪随大部队突围；1949年重庆解放，他作为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前沿阵地看见灯火如昼。那些画面交错闪回，直到机身轻轻一震落地，才把他从思绪里拽回现实。

到南京的第三天，空军机关正在老式营房里办公，桌椅东拼西凑，窗子透风。午饭时，副政委拉住他低声说：“这地方简陋得紧，别见怪。”王辉球端着搪瓷缸笑了笑：“硬仗打多了，房子漏风不算事，制度缺了才是大事。”随即，他把几页手稿拍在桌上，内容是他连夜拟的《空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要点》。副政委愣了半晌才冒一句：“动手真快。”一句看似调侃的评价，却奠定了他此后在空军的工作基调——雷厉风行、先立规矩后谋发展。

半年里，空军机关几乎每天加班。王辉球常常凌晨还在台灯下修改章程，嗓子嘶哑也不肯歇。有人劝他少抽烟，他摆摆手：“嗓子哑不要紧，文件快一点，飞行员就少跑一次弯路。”1951年夏，政治学校在北京西山正式挂牌，他兼任校长。开学第一课，操场上近千名学员列队，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大声讲道：“飞机从地面升空需要滑跑，一点一点提升速度，政工干部也一样，没有扎实的基础，别想扶得住舵。”严谨而接地气的讲风，让一群年轻空军骨干心服口服。

工作虽紧，却少不了家常气。学校伙食紧张，他总是主动与学员同餐。茶缸里装的是稀饭，边吃边聊，“家乡在哪”“飞行前怕不怕”问得细细碎碎。士兵说私话容易掏心窝子，他清楚这条经验。空军内部后来流行一句话——“王主任既懂政策，也会唠嗑”，看似玩笑，却准确描绘了他的特色。

时间往前推到1966年。政治风暴席卷军内，许多老干部被推上“检查台”。王辉球也未能幸免。批斗会伊始，有人指着他质问“保驾林彪勾结首恶”，他没有解释，只把那枚久经风雨的党徽别得更正。会后，他被要求写交代。深夜油灯昏黄，他磨了一瓶墨水，写了厚厚几本笔记，几乎字字代号、事实。从井冈到长征，从晋冀鲁豫到淮海，他把能想到的情况统统写下。警卫悄悄说：“首长，这么写会不会太多？”他摇头：“我对党清白，不怕写多。”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爆出。林彪覆机沙漠，让空军高层如履薄冰。中央派出调查组，重点审查空军领导。王辉球那时是副政委，免不了被隔离谈话，时长两年。其间，他数次咳血，肺气肿愈发严重，可组织有人来问，他只说一句：“身体好得很。”1973年，北京机关复议会后，他被安排脱产学习，随后神秘消失。熟悉他的人才晓得，他被派去江苏淮安轴承厂“接受再教育”。

1974年冬夜，淮安寒风刺骨。厂区宿舍的旧暖瓶经常掉漆，热水不到半小时便凉。王辉球却依旧晨出晚归。上午车间磨床前，银屑飞溅，他戴着护目镜用卡尺测量；下午学习室，他与工人围坐讲政策。有人奇怪，眼前这位头发斑白的“王老”不像干部，也不似技术员，反倒像多年炼出的老师傅。工人张德胜记得最清：“他从来不用特供肥皂洗手，下工就跟我们一样抹抹衣角。”一次加班，下起大雪，夜班工人冻得直跺脚，他却笑眯眯掏出半截姜糖递给对方，“嚼嚼，暖胃。”朴素细节，瞬间拉近距离。

轴承厂除了劳动，还对他实行“安全措施”。四名民兵夜里来回溜哨，生怕出差错。他听闻后皱眉，找到厂领导：“劳动锻炼不该搞特殊，我参军时就说过，没有群众就没有我。”厂领导迟疑，他索性把那排“小厕所”拆掉的事一并提了。几十年军旅带出的直脾气，使得不少现场干部直呼“没见过这种首长。”

1974年国庆前夕，北京忽然来电，将他秘密带走。到总政西直门招待所后，夜色沉沉，窗外汽笛 sporadic。王辉球坐在沙发，脑里像放映胶片，过去一年在厂里与工人并肩的场面一幕接一幕。警卫轻敲门：“首长，首长，休息吧。”他抬头淡淡应了声，好像预感到命运将有新安排。

仅仅三个月，一纸命令摆到中南海。中央决定：调王辉球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件呈毛主席批示。毛主席读毕，沉默片刻，提笔圈去“副”字。就在那个瞬间，副职变正职，命运陡转。毛主席为何如此器重王辉球？不外乎信得过、用得起。1928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见过少年王辉球；长征途中，陈赓说过“这娃精神好”；抗战岁月，他在冀中多年从事地方工作，成绩被八路军总部电报表扬。经历越丰富，越懂“政治工作生命线”之意义。毛主席心里有杆秤——东北空旷，部队多，工业基础重，正需一位讲原则、懂感情的老政工牵头以稳军心。

1975年1月，沈阳站候车大厅雾气盈灯。王辉球没带随从，只一件旧棉大衣。风口冷得刺骨，他却慢慢抬头看天。北方冬日天幕深蓝，极光似的云带在天际拉长。他知道东北驻军分散广，等级多，新旧观念冲突大，任务不会轻。履职第二周，他便奔鞍山、抚顺、边境哨所跑了个遍。车到基层，先钻伙房，吃一碗冻萝卜炖高粱米。他总说一句口头禅：“伙房不热，心就凉。”兵们听得哈哈笑。

那年辽宁钢厂事故屡发，民兵支援忙，军区里出现怨言：调兵支援生产影响训练。王辉球拍桌：“老百姓需要，我们就要上；训练也要抓，两手都得硬。”左右参谋面面相觑，只得按他部署。几个月后，民兵支援保证了钢铁产量，而那些参谋也发现，王辉球同时抓紧冬训，一个环节没松。干部服了，有人小声评：“王政委把困难当韭菜，一刀一刀割下去。”

健康问题一直牵扯家里人的心。夫人见信写道：“沈阳寒冷，又潮，你的肺气肿会加重，不如调回济南。”王辉球听完，把信折好放入抽屉：“组织安排在哪里，就在哪里干。”随行医生婉转提醒，他抽烟别太猛，他敲敲胸口：“老毛病，哮喘也打不退。”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动员大会，王辉球讲话声音沙哑，全场三千多人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响。演说完，他径直扶墙喘息，会议仍井然有序。

1981年春，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离任那天，他只带走一只破旧藤箱，放着从东北带回的几瓶“工农牌”咯吱糖和一条嵩山香烟。他说，那是战友去年探亲给的。记者来采访，他坐在藤椅上，眯眼笑：“我这一辈子，算不上立大功，但没给组织丢脸就好。”1988年，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颁发，他神情平静，领章后回到座位，悄悄扣好盒子。别人问奖章重不重，他拍拍胸脯：“这东西，分量在心里。”

不久前，有家地方电视台去拍片，摄像机对准他。他把背脊挺直，声音仍是洪亮：“共产党人就得守规矩，不能同流合污。”一句话，冲淡了所有仪式感。外孙女闻言斗胆撒娇：“姥爷，您就不能松口气？”老人愣了下，忽然呵呵笑，皱纹里全是光。

延伸：王辉球与“原则”二字

1983年盛夏，北海公园荷花开放，北京闷得让人喘不上气。退休两年的王辉球被请到国防大学作革命传统报告。台下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甲级指挥员。有人关心他身体，一再建议缩短时长。他挥挥手：“不耽误，你们坐稳。”讲台上的他仍用惯常方式——不念稿，拿粉笔在黑板写三个字：政治线。接着，一段段往事自然而出，时而严谨，时而带笑，学员忽而攥拳，忽而会心会心会意。课后校领导送他回家，车刚发动，他却让停车，指着街边小卖部说渴了，要买瓶汽水。司机忙说车里有。王辉球坚持：“公家汽水终究是公家的，私人嘴馋归私人掏钱。”

那顿下午茶成了校园传奇。后来国防大学整理谈话材料，发现百分之七十内容与“制度”“原则”相连，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全是故事与妙语。有人评价他“活成了口述版军事政治学”，并不夸张。每到关键点，他总不忘补一句：“讲原则不是空洞口号，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年秋季开学，学院就在训练大纲里增加“条令法规日常化”环节。教员坦言：老人随口几句话，比多本教材管用。

进入九十年代，一些地方出现做生意风潮。个别原部队干部找上门，希望借“王老”影响力拉项目。王辉球听完，没有发火，也没劝阻，只平静地说：“你们是否想好了，一只脚很可能踏进泥潭？”客人脸色尴尬，默默退场。事后，他对子女言简意赅：“亲友求助，先看合法与否；不合法，一律拒绝，否则日后羞得抬不起头。”

1995年春，南京军区举办老红军健康疗养座谈。医护嘱咐他戒烟，他咂摸两下才答道：“行，从今天开始。”果真，之后他再未抽一支。日子久了，肺气肿发作次数减少，孙子窃喜：“姥爷身体硬朗，真是好事。”王辉球却摆手：“这叫自律，早做晚做都得做。”别看只是戒烟，对他来说同样属于“原则”范畴——医生建议，自己同意，那就执行，没有折中余地。

2001年，中央档案馆准备录制口述史，他答应。录制现场，他脱稿背诵几十年前的会议纪要，一字不差。工作人员惊叹记忆力，他笑说：“重要的事刻在脑子里，原则也是一种记忆。”录制结束，他要求核对文稿：“凡是涉及同事评价，必须客观，某些人当年错了，但已作出贡献，语气不能伤人。”这份严谨令年轻编辑咂舌，也让口述史顺利通过审阅。后来有专家感慨：“档案馆多了份立场不偏、情感有度的资料，全仗老人那股子准绳味。”

晚年闲暇时，他偶尔练字，常写“慎独”二字；有人请教，他沉吟片刻：“独处时守得住，众目睽睽便更稳。”一位出版社编辑想把他的经历写成纪实文学，他只提出一个条件：“不要神化我，只要写我没脱离原则。”书稿出版后，销量平平，却被多所军事院校图书馆收藏。年轻学员在留言册写下感想：“从字里行间看见‘规矩’长了骨肉。”

王辉球2005年去世。追悼会上，花圈挤满礼堂，挽联却极简，上书“王辉球同志一生恪守党性原则”。许多老部下鞠完躬转身，眼眶微红，却无人高声哭喊。原因简单——那位历经风霜的老人，用尽一生告诫他们：感情可以奔涌，原则必须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