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倾朝野的恭亲王难逃绝境：慈禧用二十年时间，一步步瓦解其势力

参考来源：《清史稿》《恭亲王奕訢年表》《慈禧太后传》《翁同龢日记》等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61年8月22日，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内传来一阵低沉的哭声。

咸丰皇帝奕詝走完了他31年的人生路程，在这个八月的午后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殿外秋风萧瑟，似乎预示着大清王朝即将到来的一场政治风暴。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訢正站在乾清宫的窗前，望着远山如黛的西北方向。

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皇兄的死讯已经传到，而他却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

八位顾命大臣中，以肃顺为首的保守势力牢牢掌控着朝廷核心权力，年仅6岁的载淳即将登基为帝。

此时的奕訢还不知道，在遥远的热河行宫里，一个26岁的女人正在酝酿着一个惊天的计划。

这个女人名叫叶赫那拉氏，是新皇帝的生母，日后将被称为慈禧太后。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却绝不甘心失去权力。

奕訢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他才缓缓转身走向书案。

桌案上摆放着一份刚刚送到的密报，上面详细记录着热河的最新情况。

他展开密报，仔细阅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眉头越皱越紧。局势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但机会也比他预料的更大。

当他读完最后一行字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逐渐成形，整个大清朝的命运轨迹即将在这个秋夜里被彻底改写……

【一】绝地反击：辛酉政变改写历史

1861年秋日的热河，已经带上了几分寒意。咸丰皇帝的灵柩静静地停放在避暑山庄内，而真正的权力斗争才刚刚开始。

按照咸丰帝临终前的安排，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将辅佐幼帝载淳。

这个安排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将两个关键人物排除在外：一个是手握京师实权的恭亲王奕訢，另一个是幼帝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的处境相当微妙。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理应享有相当的地位，但八大臣显然不这么认为。

肃顺等人对这位聪慧的年轻太后充满戒心，他们深知女人一旦掌权的可怕后果。每当叶赫那拉氏试图过问政务，总会遭到委婉而坚决的拒绝。

肃顺在处理这种情况时表现得尤其强硬。有一次，叶赫那拉氏询问关于军饷调拨的事情，肃顺冷冷地回答："太后娘娘，后宫不得干政，这是祖制。"

这句话说得叶赫那拉氏脸色铁青，但她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肃顺正面对抗。

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叶赫那拉氏独自坐在寝宫内，烛影摇曳中她的脸色显得格外凝重。

她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自己很可能永远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更大的危险。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中逐渐成形——联合奕訢，推翻现有的权力格局。

这个想法并非空穴来风。叶赫那拉氏通过自己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早就了解到奕訢对当前局面的不满。

两人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都明白彼此的处境和需要。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建立联系。

奕訢此时的境况同样尴尬。作为道光帝最宠爱的儿子之一，他的能力远在咸丰之上，这一点连咸丰自己都心知肚明。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正是奕訢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谈判，签订了《北京条约》，为朝廷挽回了一些颜面。

但正因如此，咸丰生前一直对这个六弟保持着警惕，死前更是将他排除在顾命体制之外。

这种安排在奕訢看来是极不公平的。他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在关键时刻被边缘化。

更让他愤怒的是，肃顺这些人根本不具备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能力。

太平天国尚未平定，捻军四处作乱，外国列强虎视眈眈，这些都需要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来处理。

9月初，奕訢以奔丧为名赶到热河。这次行程经过了精心安排，他带来的随从中有几个是可以绝对信任的心腹。

表面上，他是来为皇兄送行，实际上却是来参与一场改变历史的密谋。

叶赫那拉氏早就在等待这个机会。她通过安德海传递消息，安排了与奕訢的秘密会面。

第一次会面安排在一个深夜，地点选在避暑山庄内一个偏僻的花园里。

两人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时辰，内容涉及当前的政治形势、各方力量的对比，以及可能的合作方式。

这次谈话为后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真正的计划制定还需要更多的沟通。

几天后，叶赫那拉氏以"垂询家事"为名，正式召见了奕訢。这次会面是公开的，但两人在正式话题之外，用眼神和暗语交流了更多重要信息。

奕訢的优势在于他控制着北京的军政大权，而且在朝中有着广泛的人脉。

他在京师期间就已经开始暗中联络重要官员，包括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人。

这些人都对当前的顾命体制有所不满，愿意支持改变现状。

更重要的是，奕訢还争取到了掌握军队的关键人物。

兵部侍郎胜保控制着京畿地区的重要兵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则拥有强大的蒙古骑兵。这两人的支持对政变的成功至关重要。

叶赫那拉氏的优势则在于她拥有母凭子贵的天然地位，而且慈安太后也可能成为她的盟友。

慈安太后虽然性格温和，不喜欢政治斗争，但她对肃顺等人的专横也有所不满。

只要能够说服慈安太后，政变的合法性就能得到保证。

两人经过反复商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首先，要在回京的路上将肃顺与载垣、端华分开，避免他们联合抵抗。

其次，要确保在北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局面。最后，要在政变成功后迅速建立新的权力体系，避免出现权力真空。

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开始向北京运送。叶赫那拉氏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她和载淳先期回京，让肃顺护送灵柩走大路。

这个看似合理的安排，实际上将肃顺与载垣、端华分开，为政变创造了绝佳机会。

肃顺对这个安排有些疑虑，但他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幼帝年纪尚小，长途跋涉确实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让他先期回京在情理之中。

而且肃顺自认为掌握着核心权力，即使暂时分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1月1日，叶赫那拉氏一行抵达北京。她刚一进城，就立即派人联系奕訢，通知他准备行动。

当天夜里，两人在宫中进行了最后的密谈，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时间和步骤。

11月2日黎明时分，行动开始了。载垣、端华按例进宫朝见，但他们刚踏入宫门，就被早已埋伏的护卫拿下。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人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控制了。

与此同时，在密云的肃顺也被醇亲王奕譞率兵捕获。奕譞是奕訢的弟弟，这次行动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肃顺被抓时大声叫骂："悔不早治此贱婢！"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定局。

政变的成功让所有参与者都感到兴奋，但叶赫那拉氏和奕訢都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们必须迅速建立新的权力体系，稳定朝野人心，处理各种可能的后续问题。

11月8日，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在菜市口被斩首示众。

其余顾命大臣要么被革职，要么被发配边疆。对这些人的处置既是对过去的清算，也是对未来的警告。

11月11日，载淳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同治"，寓意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辅政的新格局。

叶赫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奕訢被封为议政王。一个全新的权力体系就此建立，这个体系将主导清朝政治长达二十多年。

【二】蜜月岁月：完美的权力搭档

辛酉政变的成功，让慈禧和奕訢成为大清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

从1861年到1865年的这四年时间里，他们的合作堪称完美，清朝也因此出现了难得的中兴气象。

奕訢此时正值壮年，今年刚满29岁，精力充沛，才华横溢。

他深知自己面临的责任有多重大：内有太平天国等各路叛军，外有列强环伺，国力衰微，民生凋敝。

但他也看到了机遇——正是在这种危机中，才有可能推动真正的改革。

作为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訢几乎掌握了朝廷的所有实权。

他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晨五点起床，先在府中处理一些紧急公务；七点进宫参加早朝；上午在军机处处理各种奏折和军政事务；下午到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傍晚向两宫太后汇报当日重要事务；夜晚回府后还要继续处理一些机密文件。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让奕訢消瘦了不少，但他的精神状态却异常饱满。

他知道这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最佳机会，绝不能有丝毫懈怠。每当处理一些重大事务时，他总是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力求做到完美无缺。

慈禧此时还是一个政治新手，对于复杂的国事了解有限。但她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强烈的学习欲望。

每天下午，奕訢都要到慈宁宫向两宫太后汇报政务，慈禧总是听得格外认真，时常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时让奕訢感到意外，但他很快发现慈禧的问题往往抓住了要害。

比如在讨论太平军问题时，慈禧曾问："为什么太平军能够存在这么久？是不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问题让奕訢重新思考了对太平军的策略，最终促成了"剿抚并举"政策的调整。

这种分工在当时看来相当合理：奕訢负责具体的政务管理，慈禧负责重大决策的最终拍板。

奕訢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而慈禧则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两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在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上，两人的合作尤其默契。奕訢提出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慈禧虽然有些担心汉族大臣权力过大，但还是选择了信任奕訢的判断。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成为平定太平军的主力，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奕訢的主持下，朝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862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

奕訢亲自担任首席大臣，下设英国司、法国司、俄国司、美国司和德国司，专门处理与各国的外交关系。

总理衙门的成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保守派官员认为这是"崇洋媚外"，有损天朝威严。

但奕訢坚持认为，面对列强的挑战，中国必须学会用现代外交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慈禧在这个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了奕訢，她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能被那些迂腐之见所束缚。"

1863年，京师同文馆创建，开始培养外语和科技人才。

这所学校最初只招收满洲子弟学习英语、法语和俄语，后来逐渐扩大到汉族学生，课程也增加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科目。

虽然规模不大，但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开端。

1864年，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这个工厂最初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后来逐渐扩展到制造轮船、机器等设备。

虽然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但这是中国自主工业的重要尝试。

慈禧对这些改革措施都给予了坚定支持。

她明白，只有国家强大了，她的地位才能更加稳固。每当有保守派官员反对洋务事业时，慈禧总是坚决地站在奕訢一边。

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批评同文馆"教授夷语，有伤风化"，慈禧当即批示："国家培养人才，何来风化之说？此奏荒谬至极，着严加申斥。"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被攻破，持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结束。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整个朝廷都沸腾了。慈禧和奕訢都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知道这个胜利来得非常不容易。

在庆祝大会上，慈禧特别表彰了奕訢的功劳，称他为"社稷之臣"。

她在讲话中说："恭亲王运筹帷幄，调度得当，平定大难，实为国家栋梁。"这番话让奕訢深受感动，也让朝中上下对他更加敬重。

然而，随着内外危机的逐渐缓解，两人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也开始发生变化。

慈禧通过几年的历练，对政治事务越来越熟悉，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而奕訢在朝中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文武百官对他的敬重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太后的尊崇。

这种变化在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开始显现。

比如在任免官员问题上，慈禧开始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会直接否定奕訢的建议。

在外交政策上，慈禧也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再完全依赖奕訢的判断。

1864年底的一个晚上，慈禧独自坐在养心殿内批阅奏折。

突然，她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的重要奏折都是先送到军机处，经过奕訢过目后才转呈给她。

这让她产生了一丝不安——她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奕訢的影响力似乎更大。

这种微妙的变化，奕訢也有所察觉。他注意到慈禧在听取汇报时，越来越喜欢提出不同意见，有时甚至会直接否定他的建议。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奕訢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蜜月期即将结束，真正的权力斗争即将开始。

【三】暗流涌动：权力天平的倾斜

1865年春天的北京城，柳絮纷飞，春意盎然。但在紫禁城的深宫内院里，一场看不见的暗战正在悄然展开。

这一年的慈禧刚满30岁，经过四年的政治历练，她已经从当初那个懵懂的年轻太后蜕变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

她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真正掌握权力，就必须摆脱对奕訢的依赖。

慈禧开始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信息来源。她不再满足于只听奕訢的汇报，而是开始直接接见一些中低级官员，了解朝廷运作的真实情况。

她还派遣自己的心腹太监到各部院"体察民情"，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这种做法很快就产生了效果。慈禧发现，很多重要事务在到达她这里之前，都已经被奕訢预先处理过了。

有些奏折甚至根本不会送到她面前，而是直接被奕訢处理掉。

这让慈禧感到非常不满——她是太后，所有重要事务都应该由她最终决定。

机会很快就来了。3月5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了一道弹劾奕訢的奏折，指责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

这道奏折来得如此及时，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背后有慈禧的授意。

事实上，蔡寿祺确实是受到了某种暗示才上这道奏折的。

几天前，一个自称是慈禧身边的太监找到了他，暗示太后对恭亲王的一些做法有所不满，希望有忠直的大臣能够直言进谏。

蔡寿祺是个正直的人，但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奕訢看到这道奏折时，心情五味杂陈。"揽权"一说确实有些道理——作为议政王，他确实掌握着朝廷的大部分实权。

"骄盈"一词也不算冤枉——他确实因为功劳卓著而有些自视甚高。

但"纳贿"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目无君上"更是荒谬至极。

让奕訢感到寒心的是，他为朝廷鞠躬尽瘁，日夜操劳，换来的却是这样的指控。

他开始意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在权力面前，曾经的盟友也可能变成对手。

慈禧拿到这道奏折时，内心深处涌起一阵快意。她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

当天下午，她召见了几位心腹大臣，包括军机大臣文祥、户部尚书沈兆霖等人，商量如何处置奕訢。

文祥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劝慈禧要慎重处理此事。他说："恭亲王虽然权力较大，但确实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国事繁重，正是用人之际，不宜过分苛责。"

但沈兆霖的态度就不同了。他一向对奕訢的专权有所不满，认为应该借此机会敲打一下。

他说："恭亲王确实功劳很大，但权力过度集中对国家不利。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慈禧听完后，淡淡地说了一句话："议政王这个称号，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一个臣子，怎么能与君主议政呢？"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明确，在场的大臣们都心领神会。

3月7日，一道圣旨下达：革去恭亲王议政王职务，但仍留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这个处罚看似不重，实际上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慈禧向所有人表明，她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奕訢接到圣旨时正在军机处处理公务。当时他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新疆军务的奏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他仔细斟酌处理方案。

当内侍宣读完圣旨后，奕訢缓缓放下手中的奏折，脸色虽然平静，但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降职，而是慈禧向他发出的明确信号——权力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从今以后，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事了。

朝中大臣对这个处罚决定反应强烈。许多人认为处罚过重，纷纷上疏为奕訢求情。

大学士倭仁虽然在政见上与奕訢有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为他说话。

他上疏说："恭亲王劳苦功高，虽有小过，不足以掩其大德。请太后念其功劳，从轻发落。"

连一向保守的尚书们也站出来为奕訢辩护。兵部尚书崇纶在奏折中写道："恭亲王自辛酉年以来，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实为社稷功臣。一时之过，不应如此严惩。"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慈禧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奕訢继续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衙门，但议政王的称号再也没有恢复。

这个妥协既保全了慈禧的权威，也给了朝中大臣一个交代。

这次事件虽然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奕訢从此明白，慈禧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需要他庇护的年轻寡妇，而是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政治家。而慈禧也通过这次试探，摸清了奕訢的底线和朝中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暴露了两人权力分工中的根本矛盾。奕訢希望在具体事务上有更多的自主权，而慈禧则希望牢牢掌控所有重大决策权。

这种矛盾在太平盛世时还可以暂时压制，但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矛盾必将愈演愈烈。

从1865年开始，慈禧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她开始更多地接见朝中大臣，了解各种政治动向。

她特别注重与汉族大臣的关系，经常召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

慈禧还开始关注人事任免，确保重要职位上都是对她忠诚的人。

她在各部院都安插了自己的心腹，这些人定期向她汇报各种情况，让她对朝廷的实际运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与此同时，奕訢也在调整自己的策略。他开始更加小心谨慎，在重大问题上都会事先征求慈禧的意见。

但他内心深处的不甘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却要处处受制于人，这种滋味确实不好受。

奕訢还开始加强与慈安太后的联系。慈安太后虽然性格温和，不喜欢政治斗争，但她毕竟是名义上的另一位太后，在某些关键时刻可以发挥制衡作用。

奕訢意识到，要想在与慈禧的斗争中保持不败，就必须争取到慈安太后的支持。

1869年7月，一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彻底撕破了慈禧与奕訢之间维持多年的表面和谐。

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以为同治帝大婚采办龙袍为名，违反祖制擅自出宫南下，沿途招摇过市，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安德海的船队进入山东境内时，山东巡抚丁宝桢果断将其逮捕。奕訢得知消息后，立即看出了这个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

他以军机处的名义向丁宝桢发出密旨，授权就地正法安德海。整个过程中，慈禧完全被排除在外。

8月7日清晨，安德海在济南被处决。消息传到北京时，慈禧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心腹太监，更是对同治帝的重要控制手段。

当天下午，慈禧召见奕訢，两人的谈话异常紧张。

慈禧冷冷地质问为何事先不向她汇报，奕訢则从容回答此事涉及祖制，军机处有权直接处理。

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彻底破裂。慈禧终于认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只要奕訢还在权力中心，她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独揽大权。

从此以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慈禧开始运用她高超的政治手腕，一步步编织着清除奕訢的巨大阴谋网络……

【四】步步紧逼：慈禧的权谋布局

进入1870年代，随着内忧外患的逐渐缓解，清朝政局表面上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慈禧正在悄无声息地编织着一张巨大的权力之网，准备彻底清除奕訢这个最大的政治障碍。

安德海事件之后，慈禧对奕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表面上，她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但私底下却开始精心策划着削弱奕訢的各种手段。

她深知，要想彻底击败奕訢，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步步为营，逐渐蚕食他的权力基础。

慈禧的第一招是"分而治之"。她开始有意识地在洋务派内部制造分歧。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内部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派系。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坚持中体西用，还有人对整个洋务事业表示怀疑。

慈禧巧妙地利用这些分歧，让原本团结在奕訢周围的洋务派官员产生了裂痕。

她会在不同场合暗示不同的倾向，让各派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太后的支持。

比如，她会对激进派说："变法图强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国情。"然后又对保守派说："祖宗之法不可轻改，但也不能固步自封。"

这种模糊的态度让各派都摸不清她的真实想法，反而开始相互猜疑和攻击。原本铁板一块的洋务派逐渐分化，奕訢作为领袖的威望也受到了冲击。

慈禧的第二招是"架空实权"。她开始在各个关键部门安插自己的人马。

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巧妙，她不是直接免职奕訢的支持者，而是通过调动、升迁等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逐渐改变各部门的权力结构。

比如在军机处，慈禧提拔了几个相对年轻的官员作为军机章京。

这些人表面上是奕訢的下属，实际上却直接向慈禧汇报。

在总理衙门，慈禧则安插了一些精通外语但政治倾向保守的官员，让他们在具体事务处理上与奕訢产生分歧。

更狠的是，慈禧还学会了"借刀杀人"。每当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她就让奕訢去处理。

处理好了，功劳是她的；处理不好，责任是奕訢的。时间长了，朝廷内外对奕訢的怨气越来越大。

1873年的重修圆明园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慈禧一直想要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这需要巨额资金，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慈禧巧妙地让同治帝提出这个想法，然后让奕訢来处理具体事务。

奕訢明知这个计划不现实，但又不能直接违抗皇帝的意思。

他只能一边着手准备，一边暗中阻挠。最终计划因为资金不足而搁置，奕訢却背上了"阻挠皇帝意愿"的罪名。

慈禧表面上支持奕訢的决定，实际上却在私下里表示遗憾，让很多人对奕訢产生了不满。

1874年同治帝的突然去世，为慈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同治帝年仅19岁就撒手人寰，而且没有留下子嗣。按照传统，皇帝无子，应该从同辈皇族中过继一人为嗣。

但慈禧却选择了自己妹妹的儿子——4岁的载湉继位，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许多王公大臣认为这明显违反了祖制，载湉与同治帝是同辈关系，按理不应该过继给同治帝做儿子。

但慈禧态度坚决，她的理由是载湉年幼，便于教导，而且能够保证皇位的稳定传承。

奕訢作为皇族长辈，不得不对这个安排表态。经过反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妥协，支持慈禧的决定。

但这种妥协让他在一部分守旧派官员心目中的威望大打折扣。这些人认为奕訢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竟然赞同如此明显违背祖制的做法。

慈禧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消耗了奕訢的政治资本。

更重要的是，光绪帝的即位意味着慈禧可以再次垂帘听政，她的权力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而且光绪帝是她外甥，这种血缘关系让她对新皇帝有着天然的控制优势。

1875年光绪即位后，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慈禧再次成为垂帘听政的太后，而奕訢虽然仍是首席军机大臣，但他的很多政治盟友开始与他保持距离。

在这种情况下，奕訢不得不更加依赖慈安太后的支持。

慈禧深知这一点，因此她开始暗中削弱慈安太后的影响力。她通过各种手段，逐渐将更多的事务揽到自己手中，让慈安太后越来越边缘化。

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巧妙，慈安太后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权力。

慈禧的策略是通过增加工作量来架空慈安太后。她主动承担更多的政务处理工作，理由是要减轻慈安太后的负担。

表面上看这是关心和体贴，实际上却是在夺取实际控制权。慈安太后性格温和，也乐得轻松，逐渐将更多事务交给慈禧处理。

与此同时，慈禧还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她特别重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生父。

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比奕訢小8岁，性格相对谨慎保守。他深知慈禧的厉害，对她言听计从，从不敢有丝毫违背。

慈禧通过提拔奕譞，不仅获得了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还向所有人表明了一个信息：只有完全服从她的人，才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

这种示范效应很快就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支持奕訢转向迎合慈禧。

1880年，发生了一件看似微小但意义重大的事件。一个值守宫门的护军因为小事被太监诬陷，慈禧偏听一面之词，想要治护军的死罪。

奕訢得知后，带领全体军机大臣力争，认为证据不足，不应该轻易定罪。

最终慈禧不得不妥协，将护军的死罪改为从重处罚，但她对奕訢的这种"抗旨"行为非常不满。

当后来张之洞和陈宝琛上疏为护军求情时，奕訢在朝臣中称赞二人的奏疏说："此真奏疏也。"

这句话传到慈禧耳中，让她更加耿耿于怀。

1882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去世。这个消息传出后，朝野震惊。

慈安太后一向身体健康，她的突然去世让很多人感到疑惑。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许多人都暗中怀疑慈禧与此事有关。

无论真相如何，慈安太后的去世对奕訢来说都是一个致命打击。

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而且这种失去是永久性的。从此以后，他将独自面对慈禧的政治压力。

慈禧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慈安去世后，她立即开始加快清除奕訢的步伐。

她开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安插更多自己的人马，逐步蚕食奕訢的权力基础。她还开始直接接见一些重要的地方大督抚，建立自己的政治网络。

到了1883年，奕訢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他在朝中的支持者越来越少，而反对者却越来越多。

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倒向慈禧一边。

奕訢意识到，一场决定性的政治较量即将到来，而自己能否在这场较量中幸存下来，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五】致命一击：甲申易枢的政治清洗

1883年，中法战争的爆发为慈禧提供了最后的机会。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法国入侵越南，而越南是中国的传统藩属国。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刘永福黑旗军的配合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多次重大败仗。

作为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必须为战争的失利承担责任。

但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很多军事决策实际上都是经过慈禧同意甚至是她直接下达的。

比如关于是否增兵广西的问题，奕訢原本倾向于谨慎行事，但慈禧却坚持要大举增兵。

结果增兵后的部队在前线遭到惨败，责任却全部推到了奕訢身上。

更让奕訢愤怒的是，一些原本应该支持他的官员开始在关键时刻背叛。

工部尚书翁同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翁同龢原本是奕訢提拔起来的，在洋务事业上也曾经是奕訢的支持者。

但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他开始与奕訢保持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1884年春天，战争的失利达到了顶点。3月下旬，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遭到法军的重大打击，损失惨重。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惊。

很多官员开始要求追究军机处的责任，认为战略指导存在严重问题。

慈禧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做准备。

她知道，只要时机恰当，她就能一举将奕訢彻底击倒。她开始暗中联络一些可能支持她的官员，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变动做准备。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4月3日，左庶子盛昱上奏弹劾军机大臣李鸿藻，指责军机处在中法战争中应对不力。

盛昱在奏折中写道："疆事败坏，将士损伤，皆因军机处调度失宜。请将相关大臣交部严议，以正视听。"

虽然这道奏折的直接目标是李鸿藻，但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奕訢显然也脱不了干系。

更重要的是，这道奏折为慈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军机处进行大清洗了。

慈禧看到这道奏折时，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她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整整十九年。

现在，她终于可以一举清除这个最大的政治障碍了。她立即召集几个心腹大臣商议对策，包括醇亲王奕譞、礼部尚书徐桐等人。

4月8日上午，一道懿旨从养心殿传出，震撼了整个朝野。

慈禧太后以中法战争失利为名，将恭亲王奕訢及其全班军机大臣一举罢免。

与奕訢一同被罢免的，还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

这些都是奕訢的重要支持者，慈禧这次是要连根铲除奕訢的整个势力网络。

奕訢接到这道懿旨时，正在军机处批阅一份关于边防部署的重要奏报。

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需要他仔细研究处理方案。

当内侍宣读完懿旨后，奕訢缓缓放下手中的朱笔，脸色虽然平静，但在场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震撼。

旁边的军机章京柴进看到这一幕，不禁暗自叹息。柴进跟随奕訢多年，深知这位亲王为国家操劳的辛苦。

现在看到他就这样被罢免，心中五味杂陈。但作为下属，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收拾起桌案上的文件。

奕訢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这个他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地方，从今天起就与他无关了。

他缓缓走出军机处，没有回头，也没有说任何话。这种平静的表现反而让在场的人感到更加震撼。

消息传出后，朝野哗然。许多人没有想到，慈禧会下手如此之狠，一次性清除如此多的重臣。

有些大臣想要为奕訢求情，但看到慈禧的决心如此坚定，也只能作罢。

慈禧罢免奕訢后，立即着手重组军机处。她任命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但真正掌控军机处的是醇亲王奕譞。

通过这种安排，慈禧实现了对军机处的完全控制。

新的军机处成员都是慈禧精心挑选的人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慈禧绝对忠诚，绝不会像奕訢那样与她唱反调。

虽然他们在能力上可能不如奕訢，但对慈禧来说，忠诚比能力更重要。

奕訢回到恭王府后，内心五味杂陈。从1861年的辛酉政变到1884年的甲申易枢，整整二十三年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这二十三年里，他亲历了太平天国的平定、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外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晚清历史的关键时期。

最让奕訢感到遗憾的，不是失去了权力，而是未能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曾经设想通过洋务运动让中国走向富强，曾经希望通过制度改革让朝政更加清明。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甲申易枢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以后，慈禧成为清朝真正的独裁者，再也没有人能够有效地制约她的权力。

这种权力格局一直持续到慈禧去世，长达二十四年之久。

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说，甲申易枢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奕訢主导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种种局限性，但毕竟代表着一种向前的努力。他的下台意味着这种努力的中断，中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六】历史的审判：权力游戏的代价

奕訢被罢免后，选择了低调的退隐生活。他经常到京西的戒台寺"养疾避难"，与寺中的高僧谈经论道，寻求内心的平静。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

戒台寺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刹，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环境清幽，远离尘世的喧嚣。

奕訢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他经常与寺中的住持妙性大师探讨佛法，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妙性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对奕訢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经常劝导奕訢要看淡世间的功名利禄，专心修身养性。

在妙性大师的影响下，奕訢的心境逐渐平和下来，不再为政治上的失意而痛苦。

这十年间，奕訢很少过问政事。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练字、绘画上。

他的书法造诣本来就很高，在这段闲暇时光中更是精益求精。他还开始学习绘画，特别喜欢画竹子，寓意高风亮节、宁折不弯。

奕訢的家人对他的这种变化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担忧。

欣慰的是他终于摆脱了政治斗争的纷扰，可以安享晚年；担忧的是他似乎失去了斗志，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一败涂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野上下纷纷要求起用奕訢。

很多人认为，只有像奕訢这样有经验、有能力的老臣，才能挽救危局。

但慈禧对此反应冷淡。当庆亲王奕劻代奕訢请求参加慈禧六十大寿庆典时，慈禧竟然说出了"予闻其名且头痛，不许"这样的话。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她对奕訢的态度——绝不能让他重新获得影响力。

直到战事实在无法收拾，李鸿章等人一再请求，慈禧才不得不重新启用奕訢。

1894年9月，一道懿旨下达：恭亲王奕訢重新入值军机处，管理总理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

但此时的奕訢已经是61岁的老人，十年的政治边缘化生活让他心力交瘁，暮气沉沉。

虽然重新走上政治舞台，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精神状态也远不如当年那样饱满。

更重要的是，整个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中的重要职位都被慈禧的心腹占据，奕訢很难像以前那样施展抱负。

他发现自己更像是一个摆设，被用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真正决策。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奕訢深感痛心。《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让他觉得愧对祖宗。

他曾经努力推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变得强大到能够抵御外侮的程度。这种挫败感让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1895年到1898年间，奕訢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他患有严重的痰喘病，经常咳嗽不止，有时甚至无法正常说话。

医生多次建议他休养，但国事繁重，他不敢轻易离开岗位。

18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奕訢突然感到胸闷气短，难以呼吸。府中医生紧急救治，但效果不佳。

消息传到宫中后，慈禧和光绪帝都感到震惊。无论政治上有什么分歧，奕訢毕竟是一个为国家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臣。

4月初，慈禧带着光绪帝来到恭王府探望奕訢。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主动拜访这位昔日的政治伙伴。看到病榻上的奕訢，慈禧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

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沧桑。二十三年的政治斗争，让两个曾经的盟友变成了对手，又让两个对手在人生的黄昏时分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

奕訢用微弱的声音对光绪帝说："皇上，老臣这一生做过不少事，但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看到国家真正强盛起来。洋务事业虽有成就，但还远远不够。希望皇上能够继续推进改革，让中国早日富强。"

光绪帝握着他的手，眼中含着泪水。这个年轻的皇帝深深地被感动了。

他知道奕訢说的是肺腑之言，一个政治家临终前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慈禧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内心也有所触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奕訢斗争了这么多年，争夺的是什么？是权力，是地位，但最终目标不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吗？只是两人的方式不同罢了。

5月29日，奕訢在恭王府中安然去世。他的最后时刻很平静，没有痛苦，就像睡着了一样。

消息传出后，朝野震动。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慈禧下令辍朝五日，并追谥奕訢为"忠"，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后认可。

她在祭文中写道："恭亲王奕訢，谊笃亲贤，久襄密勿。溯当同治初元，予与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其时东南未靖，国事多艰。恭亲王翊赞谟猷，削平大难，三十余年，恪恭奉职，殚竭忠忱。"

奕訢的葬礼举办得相当隆重。慈禧亲自主持了祭奠仪式，光绪帝也亲临吊唁。

许多朝廷重臣和地方督抚都来参加葬礼，场面十分壮观。这种规格的葬礼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奕訢去世后，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作为晚清政坛的核心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参与了辛酉政变这一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主导了洋务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处理了无数复杂的内政外交事务。

但奕訢的悲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败给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对手，而是败给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

在专制政治体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分享最高权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慈禧与奕訢的斗争反映了晚清政治的深层矛盾。

传统的专制政治制度与近代化改革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奕訢代表的是改革的力量，慈禧代表的是传统的威权。两种力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冲突的结果是双方都成了输家。奕訢输掉了政治生命，但慈禧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失去了推动改革的最佳机会。

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才真正意识到奕訢当年推动的洋务运动有多么重要。但此时为时已晚。

1908年，慈禧在奕訢去世十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最终都归于尘土。

他们留下的不仅是个人的功过是非，更是对后人的深刻启示：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恩怨得失都会成为过眼烟云，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奕訢的命运感到惋惜。

如果当年慈禧能够与他真诚合作，如果权力斗争没有中断改革进程，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或许会走得更加顺畅。

但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从这些沉重的教训中汲取智慧，避免重蹈覆辙。

奕訢墓前的石牌坊至今仍然屹立在北京昌平的荒野中，无声地诉说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风雨飘摇中，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也见证了一个政治家的成败。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命运如此渺小，但正是这些个人命运的汇聚，构成了民族历史的宏大画卷。

权力的游戏从来都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真正的历史评价，却不在于一时的胜负，而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贡献。

从这个角度来看，奕訢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他推动的洋务运动、他倡导的改革理念、他处理的外交事务，都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种历史贡献，是任何政治斗争都无法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