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生决策,魔幻到你以为是剧本杀的NPC走错了片场,但它偏偏就是真人真事。比如说,1952年,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里,工作人员抓到个老农,盘了半天才发现,这哥们不是什么潜伏的特务,而是前国民党兵团司令,手底下带过四万滇军兄弟浴血抗日的名将,孙渡。他在这儿COSPLAY陶渊明已经两年了,企图在历史的洪流里搞个物理切割,强行下线。结果呢,生活教他做人,历史的后台没有退出键,只有封号键。后来老爷子被特赦了,提起这段往事,肠子都悔青了,拍着大腿说:我当初跟着起义不就完了,躲菜园子里种地,脑子是进了多少水,真是糊涂啊。
这声“糊涂”,浓缩了一辈子的高情商和低智商。
孙渡这人,堪称旧时代精英职业经理人的标准画像。云南陆良乡绅家庭出身,等于拿了张小康家庭体验卡,然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算是拿到了军界这张“大厂”的offer。他能一路爬上来,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两个字:能干。一方面是业务能力强,仗打得漂亮;另一方面是情商高,懂得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里左右逢源。
这套组合拳,在和平年代或者结构稳定的环境里,绝对是升职器。但在一个名为“民国”的巨型草台班子,尤其是各路军阀大佬都在玩“我为公司流过血,我要为公司立山头”的背景下,他这种“太会做人”的性格,就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总想找个最优解,既不得罪顶头上司龙云,又能抱紧中央CEO蒋介石的大腿,结果往往是,既要又要的下场,就是什么都要不到,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1927年,龙云成了云南的扛把子,孙渡光速站队,成了龙云的心腹参谋,帮着龙老板把云南这块自留地打理得井井有条。1935年,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的算盘珠子打得全国都能听见,无非是想让滇军和红军来一场激情互殴,他好坐收渔翁之利。这时候孙渡的“高情商”就体现出来了,他给龙云吹风:老板,中央这是让我们当炮灰,消耗我们部门的KPI啊。咱们别真刀真枪地干,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把人“礼送出境”,才是保存实力的王道。龙云一听,有道理,于是滇军和红军基本没发生大规模冲突,老蒋的计划直接拉胯。
你看,这波操作,从滇军的立场看,绝对是顶级风控。但问题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这种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聪明”,往往是埋雷的开始。
抗战爆发,孙渡的业务能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1938年,他带着四万云南子弟出省抗日,组建第五十八军。虽然第一仗崇阳战役打输了,还背了个处分,但真正的猛人都是从失败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之后,南昌会战、赣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孙渡带着他的五十八军越打越猛,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劲旅”。尤其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他死守影珠山,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亲自带队肉搏,砍了一千多鬼子,一战封神。那时候,全国的报纸都在吹捧他这位“云南儒将”。在那个年代,非嫡系部队能打出这种名声,含金量是相当高的,每一分战功都是用命换的。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孙渡就是个标准的抗日英雄,人生履历金光闪闪。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总有下半场。抗战胜利后,这位战场上的英雄,在政治的牌桌上,开始了一路向下的俯冲。
转折点其实早就埋下了。当年红军过贵州,把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围了,情况十万火急。孙渡接到命令,带着部队一天狂奔四百里,硬是把蒋CEO从鬼门关捞了回来。蒋介石当场就龙颜大悦,直接给他升了中将。这事儿,从一个军人的天职来看,救驾有功,没毛病。但从龙云的角度看,性质就完全变了。你一个我云南分公司的部门经理,没跟我这个VP报备,就直接去救总部的CEO,还拿了CEO的口头offer,你这是想干嘛?想跳槽还是想架空我?
龙云太懂蒋介石的套路了,这就是典型的“挖墙脚”式管理,通过拉拢地方军阀的下属,来分化和瓦解地方势力。孙渡这波“立功”,直接在自己和顶头上司之间,划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而在蒋介石那边呢?他也不过是把孙渡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人,一颗用来制衡龙云的棋子。用你的时候夸你是国之栋梁,不用你的时候,你算哪根葱?
所以,1945年杜聿明带兵进昆明,逼着龙云下台的时候,孙渡虽然升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是被连根拔起,调离了云南。他失去了自己的基本盘——滇军。一个没了根的职业经理人,在新环境里,下场可想而知。
到了东北,他名义上是第六兵团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听着威风八面,手里却没几个兵。蒋介石对他玩的就是“明升暗降”的老套路,先给个高位把你供起来,然后慢慢把你的权力稀释、架空,最后让你变成一个只有名头没有实权的吉祥物。1948年,他被彻底撸掉兵权,调任热河省主席。一个云南人,跑去天寒地冻的热河当省主席,关键是那时候热河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是解放区了,这官当得比行为艺术还魔幻。
等到1949年12月,他又被一纸调令派回云南,当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他前脚刚到家,后脚他的老同事卢汉就通电起义了,云南和平解放。历史给了他最后一个选择题:是跟着卢汉一起,顺应时代潮流,开启人生新篇章;还是顽抗到底,给旧时代殉葬。
结果孙渡给出了第三个答案:我选择消失。他谁也没跟,一个人跑到昆明郊区的菜园子里,脱下将军服,换上粗布衣,拿起锄头,开始了他长达两年的“隐居”生活。
这个决策,简直是人类迷惑行为大赏。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他觉得,凭自己抗日的功劳,和我方又没深仇大恨,只要躲过这阵风头,就能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了此残生。他想用一种物理上的“躺平”,来规避政治上的清算。他看了些进步书籍,也和我方人员接触过,但他心里的那道坎,那个作为旧时代精英的惯性思维,就是转不过来。他总想在时代的巨变中找到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缝隙,一个既不选A也不选B的中间地带。
然而他忘了,在一个掀桌子重新洗牌的时代,没有中间地带。你不上桌,就只能当柴火。他自以为聪明的“消失”,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最终,他还是被发现了,他两年的田园梦,最终以被捕告终。
所以,当他后来发出“我当初不起义,躲在菜园子里,真是糊涂啊”的感慨时,他后悔的不仅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是在否定自己一辈子引以为傲的“聪明”和“中庸”。他终于明白,他那些在军阀混战中赖以生存的“人情世故”和“左右逢源”,在面对真正的历史大潮时,一文不值。他总想在鸡蛋上跳舞,既要保全自己,又要博取功名,结果却是舞跳得稀烂,鸡蛋也碎了一地。那个菜园子,不是他的桃花源,而是他一生精明算计后,给自己挖的最后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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